中国文化经典的早期西译均采用这种不同程度的编译形式，不仅中国经典译本大多不够完整，而且不准确之处在所难免。不过，早期汉学家和传教士把这个神秘的东方帝国描绘成完美无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把孔子尊称为东方的苏格拉底，“无比崇高，完美无瑕，睿智洞察”，盛赞了中华帝国的道德和正义、淳朴和诚实（Vincent）。18世纪是欧洲启蒙时代，知识界崇尚理性。随着儒家经典译成拉丁语、法语、英语，儒家思想中的理性观念和道德体系对欧洲启蒙思想家产生了广泛影响。有研究者指出，欧洲启蒙思想家崇尚中国文化，耶稣会士研究和宣传中国，前汉学家（proto-sinologist）广泛研究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大众作家（popularizer）则浅近地研究中国，从中寻求对欧洲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支持（Mungello）。他们借用孔子人文主义理想之利器，打击欧洲的世袭贵族制度（Ni）。
18世纪“前汉学”之后的汉学被称为“浪漫主义汉学”，其原因既有欧洲学者借东方帝国的“古色古香、睿智儒雅和新颖独特”，排斥本土科学的“可怖无知和缺陷”，也有东方古国的魅力满足了当时作家的浪漫主义想象，如笛福、哥尔斯密等。无论如何，19世纪的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经典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态度。翻译的原著由原先一味专著于儒家经典，转向关注中国的各类经典乃至时闻轶事，对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具备实用信息的作品尤为青睐，甚至采取批判的态度，比如英国传教士柯大卫在其“四书”译本中认为，《大学》“表达了一些华丽的理论，但是一般地均建立在错误的原理之上”；《中庸》“更加深奥难解和神秘莫测”；《论语》主题混杂，“充斥着人们所称的老生常谈（truisms），几乎是相同词语中的重复也是屡见不鲜”；《孟子》作者在讨论“政治格言和道德规范时，说话口气俨然像一位睿智果断之人，但是当他深入思考形而上学术语时，又经常流于不可思议的揣测，似乎回答不了任何问题，仅提供了附加的证据，以证明人类的任何智慧均不能发现宗教重大主题的真相”（Collie）。这样的批评之声首先表明，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理解还很肤浅，另外也表明，在两百多年的翻译和文化交流之后，19世纪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崇尚和盛赞，到逐渐了解的过程中夹杂不同声音。然而，在东学西传的大潮中，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消化和吸收尚需时日。
中国经典西译的新阶段
如果说19世纪之前中国经典在欧洲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自19世纪初开始，中国经典西译和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影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译经典类型多样化，而非仅限于18世纪以前对儒家经典的情有独钟。历史、诗歌、小说、戏剧、蒙学、法律、游记等各种类型的经典著作得到了更广泛的翻译出版。比如，除了马礼逊、马士曼、柯大卫等继续翻译儒家经典外，尚有小斯当东英译《大清例律》，德庇时全译《好逑传》《汉宫秋》，麦都思首译《尚书》（1846），直至19世纪末理雅各的集大成式中国经典英译，还译有三个不同版本的《诗经》英译本。同期，中国各类经典也被译成欧洲其他语言，如法国汉学家鲍迪埃法译《东方圣书》（1841）和《中西政治关系史》（1859），法国汉学家顾赛芬译有“四书”（1895）和《周王》（1897）；德国语言学家克拉普洛特译有《孔子德译》（1828），德国学者克拉梅尔译有《孔子与孟子》（1844）；等等。毋庸置疑，这些译书在18世纪欧洲“中国热”之后，再次给西方读者带来东方古国的文化思想，其影响之大不可低估。（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点击“了解更多”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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