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美】张勉治 著，董建中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海内外研究清帝南巡的第一部专著
深度探析清朝的统治机制
中译本首度问世
关于本书
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51—1784），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往返于北京与江南。满洲皇帝及扈从，深入帝国最富庶、最重要的地区，上演了一场场长达数月之久的政治剧。
本书主要阐释帝国核心与江南之间既充满张力又持续博弈的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江南都是汉人无可争议的中心，它还是反清复明的大本营。清廷如何才能在这一地区建构权威，合法进行统治？盛清时期清廷统治内地的切实条件和历史机制又是什么？本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还探讨了盛清统治得以建构以及各种人物竞争于其间的政治文化。作者认为，南巡在十八世纪清朝统治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
关于作者
张勉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艺术史系副教授。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历史学博士，师从周锡瑞、高彦颐等中国史研究名家。主要研究领域为16至19世纪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目前主要关注盛清时期的政治文化和物质文化。
目录
致谢1
绪论1
家产—官僚制帝国：前近代国家形成的一种模式8
嵌入了民族意义（意识形态）的家产制12
清民族—王朝国家的系谱15
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形成22
第一章巡幸的历史与多重意义28
上古的出巡、狩猎与战争31
战国时期巡狩的“开化”33
作为君主—官僚间紧张关系突出表现的巡狩36
帝制官僚与对巡幸的贬斥39
帝制联盟与执着于季节性迁移43
明朝的巡幸51
结论55
第二章“法祖”：巡幸乃民族—王朝原则（1680年代和1740年代）57
进谏与因应之一：康熙皇帝最初的南巡（1668—1671） 59
康熙皇帝恢复巡幸（1680年代）：经典模式? 62
乾隆皇帝恢复巡幸（1740年代）：家族的传奇故事68
进谏与因应之二：汉御史的抗议（1758年12月）80
乾隆皇帝评论妥 帖睦尔（1767年）：历史的回响84
结论86
第三章将朝廷置于马上：移动朝廷的后勤与政治88
皇帝的扈从与巡幸路线88
安排驻跸事宜：一种旗务92
作为武力象征的营帐98
以战争规模动员各省106
应对大众的南巡认识107
结论119
第四章安不忘危与帝国政治：战争、巡幸、武备122
乾隆皇帝推崇军事价值（1785年）123
忧惧八旗衰落（1670年代—1730年代）127
乾隆初年的军事危机（1730年代—1740年代）130
作为满洲人尚武习惯的巡幸135
领导层危机与八旗持续衰败（1750年代）148
南巡与准噶尔问题（1750年代）151
帝国与南巡中的耀武扬威（1762年）157
结论164
第五章“还淳返朴”：南巡与商业化时代精英内部竞争168
培植商业财富169
乾隆皇帝抑制奢靡的话语181
士人的焦虑与皇帝话语的“为我所用”189
结论197
第六章南巡的文化包容：推崇诗歌与迎合汉学199
召试199
推崇诗画以笼络精英203
苏州的文化经纪人沈德潜207
苏州紫阳书院与迎合汉学214
模棱两可的迎合227
结论231
第七章乾隆皇帝巡幸江南的诗歌写作与政治233
愉悦在前：皇帝的矛盾态度234
精英文化内部的紧张：十八世纪对“抒情论”的贬斥241
解读乾隆皇帝南巡诗作246
初相遇：在江北厘定“江南意”247
与金山相遇（一）：引出景致与否认欲望253
与金山相遇（二）：调和并抒怀月下长江257
日益深入：宣称勤政,拒斥愉悦266
正统话语：马上“观民”270
结论278
第八章大众认识与民族—王朝政治至上（1765—1785）280
乾隆皇帝水利认识的再考察281
政治至上（1770年代）287
对民族—王朝合法性的侵蚀（1765—1778）291
民族—王朝回应之举：恢复巡幸（1780—1785）314
结论323
尾声最后的巡幸（1800—1820）326
民族与清统治的历史机制331
附录 A乾隆南巡的地方备办情况337
附录 B乾隆南巡全部支出的估算345
附录 C南巡召试的量化分析358
征引文献362
索引390
译后记425
精彩试读
乾隆皇帝的南巡，在当时，首先乃政治上非同寻常之事。南巡的消息在整个清帝国以及亚洲沿海和大陆都有反响。日本的德川幕府（1600—1868），从停靠大阪的中国商船上的水手那里得到情报，了解到了经由江南的乾隆皇帝的长期行程。朝鲜使臣在他们的日记和官方报告中对南巡有记载。内亚的首领和高僧——包括六世班禅罗桑巴丹益西（1737—1780）——自然会了解南巡的情况，因为有时候他们是乾隆南巡时的扈从。时至今日，南巡的景象依然能牵动大众和历史的想象。的确，每一位清史（1644—1911）乃至中国史的研究学者，多少都知道一点1751—1784年间的乾隆六次南巡。同样广为人知的是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然而，正如著名清史专家郭成康所说：“对南巡，人人都可以说两句，但是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我的研究，旨在从一个最基本的层面上，填补这一空白。
让我们先对乾隆南巡“说两句”。南巡旷日持久，乾隆皇帝及相当大规模的扈从花上三五个月的时间，巡历帝国最繁荣和最重要的地区之一——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见图1和表3.1）。从出巡路线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及扈从走陆路，经直隶、山东、江苏北部，到达清河县（今天的清江）的黄河和大运河交汇处。乾隆皇帝视察那里的堤坝塘堰等综合水利设施。渡黄河后，这一移动的朝廷向南，乘船沿大运河，前往主要的县、府等治所，如宝应、高邮和扬州。就在扬州以南的地方，御舟过长江并在常州、无锡、苏州等沿线重要城市停留，之后到达浙江。在浙江，皇帝一行继续向南，过嘉兴府，接着向省城杭州进发，在那里乾隆皇帝举行召试，检阅地方军队并游览城市景点，包括著名的西湖。在后四次南巡期间（1762、1765、1780和1784），乾隆皇帝前往海宁县视察沿杭州湾的海塘，然后去杭州。1751年，圣驾从杭州出发，渡过钱塘江，这样乾隆皇帝可以亲祭位于绍兴府、传说中的圣君大禹的陵墓，这是皇帝行程的最南端。（1751年后，乾隆皇帝再未前往绍兴。）
返程时，皇帝一行北上，沿大运河到长江南岸的镇江府，然后向西，走陆路至前明的都城江宁（今天的南京）。这里乾隆皇帝又一次举行召试，检阅军队，参观该城的历史古迹。接下来这一移动的朝廷折回镇江，过长江，继续沿大运河北上，到达与黄河的交汇处。从1757年第二次南巡开始，乾隆皇帝及贴身扈从在山东—江苏交界处与皇太后一行分开，走陆路到徐州，视察该地区的重要水利设施。在返回大运河后，皇帝一行乘船继续北上至德州，最后回到北京。皇太后的船队返京时常常更为从容，通常比皇帝晚一些日子才回到京郊。
1751年首次南巡，乾隆皇帝在主要城市停留时间很长：杭州九天、苏州八天、江宁四天。除参加上述精心编排的大众欢庆仪式外，他还做了许多事情。其中，他视察水利设施、祭祀地方神祇、陟黜地方官员，接见地方名流，予以各种恩赏，招揽学术和文学人才，检阅军队以及参观景点和历史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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