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8月21日，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虽时值盛夏，但在这座被康熙帝誉为“四围秀岭，十里澄湖，致有爽气”的幽静建筑之中，气温却格外的宜人。
深夜的西暖阁内，病榻中的咸丰帝，从昏迷中悠悠醒转，只觉头痛欲裂、浑身乏力，极度的虚弱让他甚至连微微坐起都已无能为力。
趁着意识还算清醒，自知大限将至的皇帝急忙传召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协办大学士肃顺等八位重臣入内。此时的大清君主已无法握笔，只能通过口述，来传达他生命中最后的谕旨。
伴随着剧烈的咳嗽和喘息，中途又因体力不支而数次被迫停顿，咸丰帝终于无比艰难的将后事逐一交代完毕。
1861年8月22日，眼看东方渐白，“万岁”天子却再也熬不过这个漫长的黑夜，寅时，清朝第九位皇帝，爱新觉罗·奕詝龙驭宾天。
只是咸丰帝怎么也没有料到，正是因为他临终前的遗诏，会在日后掀起轩然大波，甚至改变了整个帝国的命运……
遗诏风波
咸丰的遗诏内容共分三部分，其一、 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
其二、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其三、赐给慈安太后“御赏”印玺，赐给载淳“同道堂”印玺（慈禧代掌）——两印均大行所赐，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讫。凡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均用之，以杜弊端。
立载淳为皇太子，这是遗诏中最重要的帝位传承问题，当时咸丰仅有载淳一子，所以这第一条，属意料之中，毫无异议。
安排八位顾命大臣“赞襄政务”，也可以看出咸丰的良苦用心，顺治、康熙两朝，幼帝冲龄登基时，均有重臣辅弼的先例。
但为避免出现多尔衮、鳌拜这种掌握权柄后裹挟天子的情况，咸丰将顾命大臣的人数进一步增加，这也使权力不会过分的集中于一人之手。
而御赐两枚印玺，则是有意用后宫的力量介入，从而对八位顾命大臣形成制衡。
不得不说，即使在弥留之际，咸丰依然将帝国最重要的几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但因为病起突然，时间仓促而考虑不周，所以必然有所疏漏，有些内容甚至为日后的朝局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首先，八位顾命大臣分别由四位皇族和四位重臣组成，而从血缘上来说与咸丰最为亲近的六弟，恭亲王奕訢却意外落选。
另外，西太后慈禧的心机手段本就非常人可比，而咸丰生前又因为懒于政务，经常让她参与到批阅奏折等军国大事中，无形中培养了慈禧的野心。
遗诏却将嗣君的生母慈禧和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完全排除在了核心决策圈之外。
而奕訢与慈禧这一对叔嫂，均是权力欲望极其强烈之辈，这样的安排，无形中将帝系与后宫两大势力，推向了八位顾命大臣的对立面。
叔嫂二人命运相似，处境相同，在同病相怜的心态之下，必然会结成牢固的利益联盟。
再则，既赋予顾命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最高权力，却又给两宫赐下“御赏”、“同道堂”两枚可以起决定作用的印章。
权利的分配混淆不清，既无主次之分，又乏轻重之别，在这种情形下，咸丰尸骨未寒，后宫与托孤大臣之间便爆发了第一次抢班夺权的斗争。
初次交锋
肃顺在八位襄赞政务大臣中虽然仅仅排名第四，但却是权臣集团的首脑与核心，而肃顺与慈禧的关系却是势同水火。
1860年9月22日，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携带后妃近臣由圆明园仓皇北逃。
仓促之间，只从宫中准备了皇帝的车驾，其余随行人员均是乘坐的民间临时征调的马车。
山路崎岖、马车破旧，而慈禧又养尊处优受不得一路颠簸，于是便找到全权负责逃难事宜的肃顺，要求设法寻找更为舒适的车辆。
肃顺在咸丰朝晚期时已是权倾朝野，根本没把慈禧放在眼里，而且慌乱之间千头万绪，哪里顾得上寻找马车这些琐事，便随口应付了一句到前面镇子再说。
谁知到了镇上，慈禧望眼欲穿，却没有等到新马车，遣人到肃顺处询问，肃顺正在心烦意乱，便厉声对太监喝骂道：荒郊野外，哪里找得到车辆，即便寻来，也要先给皇后（指慈安）使用。
肃顺的这一番话，可谓伤害性不大而侮辱性极强，由此两人便算是结下了仇怨。
而咸丰对自己这位“懿贵妃”的品性也非常清楚，在避暑山庄重病期间，便一直很担心自己归天之后，慈禧作为皇子生母，会弄出后宫干政的事情。
肃顺本就对插手朝政的慈禧相当不满，瞅准了皇帝的心思，竟然进言要咸丰效仿汉武帝诛杀钩弋夫人的典故，除掉慈禧。但咸丰心慈手软，没有依计行事，反而因酒后不慎将肃顺的计划透漏给了慈禧，史载“西后闻之，衔肃刻骨”。
朝堂权臣和后宫宠妃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而正在此时，咸丰驾崩了。
肃顺此际在热河行宫大权在握，顾命八大臣又唯其马首是瞻，更有先帝遗命“襄赞一切事物”的尚方宝剑，根本没把慈安、慈禧和小皇帝载淳这帮孤儿寡母放在眼里。
所有军政要务、往来公文，肃顺拟好旨意后，便直接呈递两宫，他的用意很明显，只要慈安、慈禧配合盖章钤印即可。
慈安性情温和，宽宏大度，本身也没有掺合政事的打算，因此也未将肃顺的僭越无礼之举放在心上，但慈禧可不是省油的灯，咸丰驾崩，也让这个满怀政治野心的女人看到了希望。
9月15日，慈禧暗示御史董元醇上奏，以“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冲龄”为由，恳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肃顺、载垣等人浸淫官场多年，哪里会让慈禧的小小伎俩得逞，当即毫不留情地“拟旨痛驳”，言及“国朝圣圣相传，从无母后听政之例……”
慈禧见顾命大臣不肯就范，便利用手中权力，将折旨“留中不发”，希望以冷处理的方式蒙混过关。
岂料在掌控皇权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肃顺等人态度异常坚决与激烈，竟以“决意搁车”即集体撂挑子作为威胁。
慈禧无计可施，只能无奈“将折及拟旨发下照抄”。
朝堂之上，肃顺位高权重，后宫之中，慈禧势单力薄，两大势力集团的初次交锋，西太后因操之过急，贸然出手却迅速败下阵来。
兄弟阋墙
慈禧深知在承德避暑山庄，自己是无论如何也斗不过以肃顺为首的托孤重臣们的，有鉴于此，她便将目光投向了此时坐镇北京，同样郁郁不得志的恭亲王奕訢。
奕訢为道光帝第六子，仅比登上皇位的咸丰帝奕詝小两岁，奕詝年幼丧母，转由奕訢生母静贵妃抚养长大。
这兄弟二人虽非一母同胞，但从小即同吃同住，一起学习，朝夕相伴感情自然相当深厚。两人本有机会再次联袂上演雍正帝与怡亲王这样的君臣绝唱，只是成年以后，二人因帝位之争，成为潜在对手，心态和关系也难免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皇六子奕訢天资聪颖，弓马骑射样样俱佳，因此深得父亲道光帝的喜爱，但奕詝年长，再加上其师杜受田暗中谋划，数次以“仁孝”之举打动了道光帝，才最终在皇位竞争中获胜。
面对这样一个曾经的对手，又处处强于自己的六弟，咸丰登基之初，难免有所防范，但随着江山坐稳之后，客观来说，奕詝这个当兄长的，对奕訢这个弟弟，还是相当不错的。
先是在咸丰二年（1852），将规模宏大的和珅私宅赏赐给奕訢作为王府，即后来相当有名的恭王府。
咸丰三年，年仅二十一岁的恭亲王又被破格授命在军机处行走，而亲王入军机处，在有清一朝，也是相当罕见的。
咸丰四年，奕訢成为宗人府宗令，相当于代表皇帝管理整合爱新觉罗皇族。
随着恭亲王权势日盛，君臣二人似乎又回到了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的孩提时代。
但不久之后，恭亲王为其生母争取封号的事情，却最终成为了兄弟决裂的导火索。
咸丰十岁丧母后，即开始跟随静贵妃生活，而已育有皇六子奕訢的静贵妃，对没有血缘的奕詝也并没有疏远冷落，反而是照料有加，将其视如己出。
奕詝登基之后，养母满心期待母凭子贵，身份能更进一步，但因其终非道光朝皇后，循祖制无法进封其为皇太后，所以咸丰帝只是按照常例给养母上了个“康慈皇贵太妃”的尊号。
殊不知养母对皇太后的身份一直耿耿于怀，却又难以开口言明，终日为此郁郁寡欢，心结难去，最终落下了病根。
而作为亲生儿子的恭亲王，对于母亲的心结所在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某日恰巧咸丰帝向恭亲王询问养母病情，奕訢悲痛地回禀道：“母亲病情沉重，但因为没有皇太后的尊号，不愿就此离去。”
这本就是一个尴尬的话题，咸丰帝有心回避，只能赶紧“嗯、嗯”两声，表示知道此事，然后便转身离去了。
但恭亲王替母亲讨要封号心切，故意将这种不置可否的回答曲解为皇帝已经口头允诺进封一事。
随即，恭亲王自作主张，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军机处，拟写册封的圣旨，然后又让礼部筹备册封大典。
等咸丰获悉消息时，册封之事已是朝野皆知，所谓君无戏言，也只能默认了这个既成的事实，进封养母为“康慈皇太后”，但奕訢“假传圣旨”的行为，不仅让咸丰极为不满，更触动了当朝天子的底线。
不久后的1855年，心愿已了的康慈皇太后寿终正寝，治丧之后，咸丰帝便以“办理葬礼事宜，多有疏忽”的罪名，撤掉了奕訢所有职务全部，罚其到上书房读书反省。
叔嫂密谋
曾经权倾朝野的恭亲王，转瞬之间便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这种心理上了落差让奕訢相当难受，但倒霉的事还在后头。
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带着后妃近臣慌忙由圆明园出逃承德避暑山庄，却将远离中枢多年的恭亲王推到台前，让其留在北京与列强交涉。
咸丰的举动摆明了是将他这个六弟往火坑里推，但奕訢也只能硬着头皮和洋人周旋，等咸丰驾崩于热河之后，自忖劳苦功高又是帝系近枝的恭亲王，满以为能在新朝得以重用，谁知却仍然被兄长以遗诏的形式，无情的排除在了权力核心之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恭亲王接到了慈禧从热河发来的密函。
其实早在咸丰驾崩不久，得到消息的奕訢便有些按捺不住，“奏请前赴热河叩谒梓宫”，希望探听情况。
只是同样野心勃勃的顾命八大臣，知道恭亲王来者不善，必有所图，便以京畿重地“留守责任重大，毋庸前来奔丧”为由，拒绝奕訢前往热河。
此时有了慈禧的授意，奕訢也不顾八大臣的反对，毅然动身前往承德哭祭咸丰，祭奠一结束，西太后便迫不及待地召见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小叔子。
同是天涯沦落人，叔嫂可谓相谈甚欢，慈禧向奕訢透露了发动政变夺权并准备垂帘听政的计划，但又担心列强出面干预，奕訢拍着胸脯承诺：“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
恭亲王的表态打消了慈禧最后的疑虑和顾忌，叔嫂密谋长达一个时辰，因在热河实在没有能力扳倒辅政八大臣，遂决定由奕訢即刻返回北京，先行准备和布置政变事宜。
热河是顾命八大臣的天下，甚至连两宫太后和小皇帝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正是这样的心理优势之下，使肃顺等人对慈禧、恭亲王的联手掉以轻心，同时也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缺乏必要的防范和警惕。
祺祥政变
1861年9月23日，慈禧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恭奉皇考大行皇帝梓宫回京》的上谕。
肃顺虽然以“京师空虚，贸然回銮恐有不测”为借口阻止两宫及小皇帝返回北京，但咸丰梓宫不可能一直停放在热河，新君载淳也必然有回銮的一天，因此在慈禧的一再坚持下，顾命大臣便只能勉强同意了回京的安排。
而从离开热河的这一天开始，八位顾命大臣便一步步陷入了慈禧安排的陷阱之中。
八人被拆散成两部分，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随同两宫及小皇帝间道回京，而肃顺则负责护送咸丰灵柩，经另一路返回。
9月28日，两宫车驾抵达北京近畿，朝中大臣皆循例郊迎。此时好戏正式上演，慈禧当着前来迎驾的满朝文武，痛哭流涕，痛斥肃顺等人在热河期间飞扬跋扈，矫旨揽权。
通过第一时间的舆论宣传，慈禧成功将肃顺定性为欺君罔上，意欲图谋不轨的乱臣贼子。
随即，通知恭亲王奕訢以迅雷之势逮捕了护送两宫的载垣、端华二人，并以小皇帝的名义，降旨免去顾命八大臣“襄赞一切政务”的权力。
北京毕竟不是八大臣只手遮天的热河，奕訢又早与掌握京畿兵权的胜保密谋。载垣、端华两位王爷，事先毫无防备，又没有掌握兵权，只得乖乖束手就擒。
而处理载垣、端华的同时，慈禧又指派奕訢的亲弟弟、醇亲王奕譞赶到京郊密云，于半途之中将护送灵柩的肃顺逮捕。接着便发布谕旨，宣布“垂帘听政”。
至此，慈禧彻底掌控朝局，政变成功后，八大臣当中“罪大恶极”的肃顺被斩首，载垣、端华被赐自尽，其余五人或革职或流放。而恭亲王奕訢则被授议政王。
1861年，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为辛酉年，而政变时小皇帝载淳的年号是八大臣拟订的“祺祥”，因此，这一历史事件又被称为“辛酉政变”或者“祺祥政变”。
夺权之后，慈禧经大臣提议，废除“祺祥”年号，以两宫同治之意，改元同治。从这一年开始，慈禧垂帘听政、独揽朝纲近半个世纪，近代中国最腐朽、黑暗的时代，也随之拉开了帷幕。（图文转载自网络，作者不详，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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