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发达地区的“困难群众”（the deplorable），现在起来抗议了，他们对现状极其不满，但是他们的怒火，被政客们的修辞术成功地引向了两大敌人：“建制派”和那些“外国人”。在美国如此，在香港也与之类似。
8月25日，香港荃湾区，示威者们使用了燃烧弹，警方则用水炮加以驱散。
香港的骚乱愈演愈烈，即使特首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修例，也无济于事。主导香港抗议的是所谓“民主派”，笔者分析过的民主党是“民主派”的主流派别。而除此之外，“民主派”中还有特别激进的派别，其代表是“香港众志”。
“公投民主自决”论？
香港众志的主要诉求“民主自决”，即香港人通过“公投”决定香港的命运和前途。这背后的所谓法理基础早已溃不能立、不堪一驳，因为香港是中国人民的香港，并非只是香港人的香港。其所谓的党主席是罗冠聪，就是最近一开学就先跑去美国耶鲁读书的那位，“我去耶鲁，你们去监狱”，一时间引得舆论哗然了；秘书长则是早已路人皆知的“港独”黄之锋，在今年的香港之乱中，借着多少冲在前面的“港青”街头流血的汹汹势头，站在媒体镜头前左右“代言”，可谓又“出尽风头”。
2017年6月17日，罗冠聪在“公民实践培育基金会”发表演讲，阐述其“自决”理论。罗冠聪说，“民主自决是一种权利”，香港人要“自决自己的命运”。
为了打造自己的温和形象，罗冠聪同时表示不跟中央对抗，“民主自决”不是“挑战中国主权”。
2016年，罗冠聪通过选举成为立法会议员，不过在宣誓就职时闹了一个大新闻，高喊口号“我是绝对不会效忠于残杀人民的政权”。他口中的“暴政”与“极权”，就是指的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媒体政治的环境下，要搏出位，大概就要时不时搞大新闻才行。
这就是“宣誓风波”，罗冠聪因此被依法褫夺议员资格。
《逃犯条例》修法开始后，罗冠聪和他的政党强烈反对，称这是“一国两制”的最后一条底线。一旦条例通过，“两制”就会变成“一制”。3月初，罗冠聪等人访问台湾。3月16日，香港立法会就《国歌条例草案》进行听证会，香港众志成员进场阻扰，引发混乱。罗冠聪否认中国“值得人民所爱”，“宁愿叫自己做香港人”。
罗冠聪与民主党的老领导李柱铭走得很近，两人曾一同接受自由亚洲专访。不过，相比于李柱铭这位政治老人，罗冠聪无疑更加激进。这“激进派”与“温和派”主张，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自决”。他们不满足于民主派“双普选”、“真普选”主张，而是还需要“公投”。
这里的逻辑似乎不通顺：按照民主派的话语，如果香港“真民主”了，港人自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自决”岂不是多此一举？如果不“挑战中国主权”，“民主自决”到底是为了什么？香港众志岂不成了“分票党”？
这个问题，罗冠聪两年前就说清楚了，通过发动公投等运动，“唤醒大家的身份认同”，“更是未来的博弈策略”。
所谓身份认同，就是强调香港人的身份，与内地的“中国人”区隔开。所以香港众志要反对“国旗法”，反对《逃犯条例》，所以罗冠聪要说“宁愿叫自己做香港人”。
“自决”与“独立”只隔了一层窗户纸，只是罗冠聪没有把它捅破。“自决”者，为独立作掩护罢了。
香港的骚乱还在继续，但是作俑者却已离开。8月14日，罗冠聪发脸书称已经到达纽约，9月份将入学耶鲁。虽然号称“在不同位置、岗位上依然可以找到贡献香港的位置”，网络上还是出现“我去耶鲁，你去坐监”的揶揄声。
“香港城邦论”？
比香港众志等民主党激进派走得更远的，就是所谓“本土派”（香港众志有时会被媒体当作“本土派”，但是大多数时候被划为“民主派”）。
这个派别中较温和的是“城邦派”，代表势力是香港复兴会、热血公民。其中热血公民在本届立法会中占有1个席位。
说到城邦派，就不得不提它的“开山祖师”、香港复兴会创党主席陈云根。2011年，此人著《香港城邦论》，作为城邦派的理论基础。
陈云根的核心诉求是维持香港“城邦”地位。所谓城邦，就是城市“邦国”，如西周的封建诸侯、古希腊的雅典、中世纪欧洲的威尼斯。
陈云根称，经济上，香港是国际贸易枢纽和金融中心，而且以中国内地、东南亚、台湾、日本为腹地。政治上，香港的“城邦”地位起始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距今有超过170年的“独立城邦发展历史”。在政治上，香港自成一套体系，有区别于内地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系统。
因此，在文化上，香港人形成“市民”的身份认同（“港人身份”），“却无国族意识形态”。简而言之，港人认同不在于国家，而是依附于城市，“奠定香港的城邦意识”。
据说城邦论成立的关键因素在于“自由”与“自治”。在经济上，陈云根反对香港与内地“融和”，甚至反对任何经济上的深入交往。首先他反对港人“北上发展”，称这会导致香港资本、人才、技术流入内地，“扼杀本港行业之生存空间”，造成香港产业空心化。同时他反对内地投资香港，必须提防内地“殖民”，“靠庞大的经济总量，在香港……配给生意关系”。
政治上，他反对奉新中国为“正朔”，第一大原因竟然是内地“不奉名教”，也就是不尊儒家，不够传统。既然不承认内地政府的合法性，陈云根称中国统治香港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主义”，也不具备合法性。因此他自然主张香港在政治上维持“独立”地位，与内地做切割。
大概是为了显得“中庸平和”，陈云根提出不反对“一国两制”，而且还要拥护《基本法》。他说城邦论是为了维护“一国两制”，“城邦意识有助于实践一国两制”。
逻辑上讲对立的两方面不可混作一谈，一件事物不能既是什么，又不是什么。陈的理论，否定“一国”，却不否定“一国两制”；不承认中国，却宣称要维护全国人大制定并通过的《基本法》，根本无法自洽。
如果港独有个程度的话，本土派的城邦论比民主派的自决论要多一些，所以陈云根认为自己比民主派更加“革命”，在书中对民主派多有诋毁，称他们“蠢”、“出卖香港”。
民主派中有人称要帮助内地实现民主（所谓“民主统一论”），陈云根对此嗤之以鼻。既然香港要做“城邦”，要维持独立地位，怎么可以去跟内地有深入的政治接触呢？如果内地也“民主”了，香港就会失去特殊地位，“民主中国必然会损害香港的特权利益”。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陈云根列举诸多历史上的事例。如唐末藩镇割据，陈云根说，藩镇独立于中央，类似于城邦。“而唐中叶以降，唐朝不被吐蕃吞并，不被黄巢消灭，也全赖藩镇之力”。
“安史之乱不旋踵而败者有三镇以平之”，这让笔者杜佳有天旋地转的眩晕感，这“安史之乱”本身就是藩镇造反啊？！
唐中叶以降上百年的混战与灾难，天下生民苦厄，藩镇是重要原因。到现在居然有人打着“文明”、“进步”的旗号加以吹捧，就因为其地方势力不服从中央的独立性质？
陈云根自称不支持香港独立，但是他连中央政府都不认，连中国统一都不认。陈云根反对“大一统”，希望中国中央政府崩溃后建立松散的联邦体制。他的所谓“城邦”，距离“独立”，也只是一个话语术的区别。
香港复兴会、热血公民，都有参加2014年的“雨伞运动”。2016年，立法会选举，复兴会、热血公民与另外一个本土派政党“普罗政治学会”联合派出候选人，口号是“争取民意授权，推动全民制宪”。陈云根出战新界东选区，获得2万多票，占比4%。热血公民的郑松泰在新界西选区以5万多票（9%）成功当选。本土派于是在立法会有了1个席位。
这说明，本土派“城邦论”的这一套，在香港有其受众基础（虽然不多），有人愿意相信。
今年香港乱局，郑松泰积极参与。TVB新闻拍到这位议员带领暴徒进入立法会，并指挥打砸。这也是一则足以震惊“古今台外”的奇闻了。
香港“民族”认同？
本土派还有更激进派，他们主张香港独立。其代表有香港独立党、本土民主前线、香港民族党、香港民族阵线、学生独立联盟、学生动源、勇武前线等。
独派的历史并不短。香港第一个形式上的“政党”，就是成立于1963年的民主自治党，创始人马文辉被称为“香港独立之父”。但是独派势力增大，不断搞事，还是2010年以后的事情。
2014年9月，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版《香港民族论》。
此书称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香港形成了独特的经济与文化生活，形成了区别于中国的“共同体”。最近数年，港人对中国的认同式微，对本土的认同增强。特别是在年轻人中，“脱北意识情绪……特别明显”。
民族是“香港的共同体”，香港的客观、主管条件催生了港人的民族认同。“香港具有统一的语言、有清楚定义的地理范围、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加上由拒共思潮衍生之共同心理特征，客观条件与主观想象结合，已足以构成香港民族。”
这个香港民族，必须与内地做“区隔”。至于以独立建国还是城邦的具体形式，则可以讨论。
正是在此书出版后不久，“占中”运动正式爆发，后来演变成“雨伞运动”。此事由港大法学院戴耀廷发起，后来在事件中，港大亦发挥积极作用，发动罢课等行动。
2015年1月，独派组织香港本土民主前线成立，宣传上使用《香港民族论》那一套话语术。2016年，组织的发言人，港大哲学系的梁天琦参加立法会议员竞选，但因为不认同《基本法》被取消参选资格。
2016年3月28日，香港民族党成立，这是第一个公开以独立为目标的政党。
4月5日，学生动源成立，召集人钟翰林。这位钟翰林是中学生，出生于2001年。这表明独立派和归英派吸引了很多年轻成员，并且进入中学校园活动。
2016年6月26日，我们熟悉的招显聪建立归英独立联盟，原本是想角逐立法会选举。不过次日，招显聪就宣布离开该党。
2016年8月19日，钟翰林称已经在17间中学设立“关注组”，支持香港独立。是的，中学、大学，甚至幼儿园，他们就是这样借教育机构来搞政治的。
论政治能量，它们加起来还不如“城邦派”（更不如势力更大的民主派），因为他们在立法会没有议席。不过不代表他们不能搞事情。
他们的“光荣战绩”包括但并不限于：制作英港旗帜，并在游行示威的时候挥舞。辱骂“水货客”，堵截内地游客，驱除旺角内地大妈（“驱大妈行动”），高举港英旗冲击驻港部队驻地。
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伸展”？
从“真普选”到“城邦论”，再到“独立”（甚至“归英”），香港某些人提出了越来越激进的主张。无论什么主张都是手段，最终要落到“治理”上。这些激进主张能够掀起波澜，提出者能够进入立法会，说明的确有一些人在支持他们。
这表明，香港的治理出现问题，而且以往的模式无法解决，港人心中有怨，于是对激进方案持至少默许的态度。
陈云根在书中称，香港当代政治“是地产与金融财阀的合体”，是“掠夺式的资本主义”。如今香港产业结构单一，地产、金融绑架经济，贫富差距过大，底层人民生活困苦。
一句话，“新自由主义在香港伸展”，给香港造成无穷苦难。
这个论断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准确的，与内地对香港的主流研究结果大差不差。只是本土派提出问题都是内地带来的，与内地“区隔”，就能包治百病。
社会治理出现问题、人们焦虑不满、身份政治、街头民粹运动，这个剧情，经常关注国际局势的不应该感到陌生，不就是横扫西方政坛的民粹政治运动的香港版本么？独派在2014年之后走上政治舞台，与西方民粹政治崛起的时机也是一致的。
毕竟“新自由主义的伸展”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自里根、撒切尔的时代以来，西方各国都在经历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底层收入停滞、中产萎缩，民怨沸腾，就像火山随时爆发。
美国“困难群众”（the deplorable）对现状不满。这个时候，川普横空出世，给了困难群众一个靶子：建制派（两党建制派、华尔街、华府官僚）。如果这个不够，还有第二个靶子：外国人（非法移民、难民、抢走你们工作的中国人、占便宜的欧盟和日本）。
川普给了困难群众的情绪一个发泄口，于是被抬入白宫。
川普上台后，以“美国优先”为施政纲领，退出国际组织、发布“禁穆令”、发动对华贸易战，为了修建边境墙不惜政府关门。大动作一个接着一个，令人目不暇接，选民们高呼过瘾。
那么结果如何呢？“美国优先”并没有让锈带再现生机，增加关税反而让国内消费者买单，这些都是笔者讨论过的。至于减税、压低利率，也显著更有利于资本财团和富人（包括川普自己）。
美国“困难群众”没想明白一件事情，川普作为依靠地产起家、身价40亿的大资本家，难道不是“建制”的一部分？群众的困难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造成的，现在群众寄希望于他们中的一员，怕不是拜错了菩萨。
只是川普会忽悠，把民怨导向建制派和外国人。香港反对派把香港的问题归咎于特区政府与中国内地的做法，与川普如出一辙。与英国脱欧派、意大利五星运动，以及一切在欧美肆虐的右翼民粹政治运动的手法如出一辙。
香港的自决派和本土派也没想明白一件事情：既然已知香港的问题始于财阀垄断，那么垄断的财阀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内地人还是香港人（英国人、加拿大人）？与内地区隔对谁最有利？
在香港摘瓜的究竟是谁，吸香港血的究竟是谁？毕竟自回归以来，中央政府没要香港一分钱的税收，还常常要送给香港各种政策大礼包。
香港几个财阀的崛起，本身就是香港所谓“独立城邦发展历史”的产物。回归后内地管制较少，资本脱离了控制。是给予资本的“自由”太多了，“自主权利”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
新自由主义造成的问题是全球性的，而全球的建制派和反对派都拿不出解决办法。这是因为目前的方案都只是在资本主义的既定框架内打转而已。
剧本演过了，没有效果，该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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