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与不合逻辑似乎才是更加真实的现实。”
2011年10月22日晚，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联防队员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闯进王娟（化名）家中，一通乱砸后，对她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
在此过程中，王娟的丈夫杨武（化名）一直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
这就是著名的“10·22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
第二天，犯罪嫌疑人杨喜利涉嫌强奸被依法予以刑事拘留。2012年9月7日上午，宝安法院对受社会广泛关注的联防队员强奸案进行了宣判，被告人杨喜利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在张艺谋的电影《第二十条》中，这个故事成为剧中潘斌龙饰演的王永强故事的一部分。
剧中，妻子每次被村霸凌辱时，王永强都被事先用铁链锁了起来——这比“联防队员强奸案”中显得更合情理和逻辑。
只是，这样的合理和逻辑，更加映衬了现实的不合逻辑与荒诞——而荒诞与不合逻辑似乎才是更加真实的现实。
据说也是电影中王永强故事原型之一的“聊城辱母案”，则要更加符合正常的逻辑。
2016年4月14日，女企业家苏银霞被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侮辱苏银霞。
22岁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事后，于欢一度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后在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后，经山东省高院二审，判决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8年2月1日，该案件入选“2017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
现实中，有杨武式的窝囊，也有于欢式的血性，而唯有多一些于欢式的血性，少一些杨武式的窝囊，才有望少一些杨喜利与杜志浩式的恶。
电影《第二十条》一再强调的刑法第二十条背后，正是最朴素而现实的逻辑——任何身处困境的人，都无法开启上帝视角，他们所作出的反应，源于他们当时所感受到的恐惧，任何对他们完美受害人的苛求，都是虚伪的，都是不负责任的，都是对恶人的放纵，都是对公平正义的亵渎。
正当防卫的认定为何这么难？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记载，范雎曾说：“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
司马迁在讲述商鞅变法后也曾说：“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从社会治理上来说，“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即战时勇猛平时温驯并无太大不妥，但私斗并非全是打架斗殴，其中也有很多对作恶者的反抗，同样是对失序的社会秩序的矫正。
可惜的是，古往今来的治理者，更看重“无私斗”，至于其中的正义与否，则不在其关注范围之内。正当防卫认定之严苛，一旦出手防卫即大概率被认定为互殴，一旦伤人甚至获罪比施害者更大，其思想源头即在于此。
“10·22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当事人杨喜利入狱后，他的父母相继离世，房子也失了火，最为严重的是他的儿子因无钱医治病情恶化，最终死于白血病。
这似乎是一个《三言二拍》之类小说中因果报应式的故事结尾，但现实中的正义却不能靠因果报应，也不应将报应转嫁于可能同样无辜的施害者的家人，而是要靠法律报应于施害者。
如此，才有真正的公平正义，才有法律的权威。
电影里，每一个被问到“以后遇到类似的事，你还会出手吗”的人，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但在现实中，每一次的类似的事发生，都在让更多的人学会“明哲保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而大黑大恶常有、小黑小恶不断的现实，也说明，好人确实“怯”了，坏人却从未“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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