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中叶四川学者刘景伯所辑《蜀龟鉴》,反映了明季清初四川的史事,且关注到了其时社会风俗的变化。《蜀龟鉴》采《春秋》编年之体,并以春秋大义为叙史的准则,在体例上遵循”详内略外”的原则,在记述四川历史的同时,兼顾全国的情形。《蜀龟鉴》寄寓了刘景伯强烈的存史意识与经世思想。虽然存在”斤斤书法”、缺乏考据意识等缺陷,但《蜀龟鉴》与同时期四川学者的相关著作相较,仍不失为”最佳的一种”。
关键词：刘景伯;《蜀龟鉴》;张献忠;
明末清初的四川，在经历了张献忠部、摇黄农民军、明朝官军及地方武装、清军的反复缠斗，以及伴随战争而来的瘟疫、虎患之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量文献典籍毁于战火，以致后人有“蜀当献贼之乱，孑遗无几，文献已荡如”1的慨叹。“文献荡然”的情形，使得后人在考察明季清初的四川史事时，不得不更多倚重杂史、野史类的文献。其中，成书于清咸丰年间的《蜀龟鉴》最为突出。该书为辑录之作，对明季清初四川地方史有翔实的叙述，且对彼时关于“张献忠乱蜀”的著述有较为全面的关注与整理。该书的作者是四川内江士人刘景伯，其长于治经，《蜀龟鉴》是其少有的史学著作。当前学界对《蜀龟鉴》的研究不多，仅有谢国桢、任乃强、胡昭曦等先哲对该书的内容与撰述特点做过简略评述2。笔者不揣冒昧，拟以《蜀龟鉴》的编纂为个案，对清儒刘景伯史学思想作一考察，并借此窥探清代中后期四川学者巴蜀史研究的风格与特点。
一、《蜀龟鉴》的编撰缘起
刘景伯，号讷斋，又号石溪居士，清代四川内江人。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卒年不详。道光二年（1822）举人，曾任新都县教谕。其性诚厚，好读书，工诗古文辞。其四十一岁始治《春秋》，“经学冠一时”，有《春秋提纲》十卷、《春秋析疑》二十卷、《枕经堂文集》二卷等著作。刘咸炘曾以“石溪先生以经术名，文亦不苟”誉之3。
咸丰甲寅年（1854）夏，刘景伯从好友处得到两部记载“张献忠乱蜀”的著作——《欧阳氏遗书》与《滟滪囊》。《欧阳氏遗书》，明季清初四川广安人欧阳直撰。全书分为两篇，一为《蜀乱》，主要记述大西军与李自成余部在川滇黔等地的活动；一为《自纪》，系作者对自己离乱经历之追叙。《滟滪囊》，清四川通江人李馥荣撰，共十四篇，以纪事本末体记录崇祯六年（1633）至康熙二年（1662）以来巴蜀地区有关“世运否泰，民生休戚，以及忠孝节烈”之事。读罢两书，刘景伯认为，其文不仅“从来纪献乱者所未见”4，且别具价值。从内容上看，与同时期流传的记录蜀事的其他著作相较，“欧、李二书”5所记详于省垣与川东北地区，可与详于川西地区的《荒书》与《蜀破镜》、详于川南地区《蜀碧》和《蜀难叙略》相互补充，各书相合，能大致反映出明季清初四川地区的整体情况。就两书的撰述方式而言，“欧书”系欧阳直追叙离乱，以亲身经历撰成，具有回忆录的性质。刘景伯称是书“于献贼屠戮尤详，非目所亲见者不具录”6，可谓以事动人，以情感人的“三亲史料”。李馥荣则有意识地辑录了明季清初巴蜀地区战乱中所流传的诗词、偈语与民谣，使得“李书”在反映当时社会情状的同时，也具备了文学史与社会文化史的价值。在刘景伯看来，该书虽有“名实非据”与“详略非宜”之处，但亦有补于国史，对于研究明末清初之巴蜀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为避免这些史料“湮没于世”，刘景伯决定将之辑为一书，定名为《蜀龟鉴》。所谓“龟鉴”，如刘氏在“自叙”中所言：“名龟，志乱也；名鉴，虽治不忘乱也。”
二、效法春秋、“详内略外”的编纂特色
《蜀龟鉴》共八卷，记明末清初八十余年四川及周边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明万历年间播州杨应龙的叛乱及之后发生的奢、安之乱，崇祯年间张献忠、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四川与周边地区的活动及明朝官军的应对，清顺治年间清军、南明官军与大西军余部在西南地区的缠斗，以及康熙年间吴三桂与清廷的博弈。此外，刘景伯还以独传、合传或类传的形式，为明季巴蜀地区“死孝”与“以孝悌自全”民众，以及军中的忠臣勇将、民间的贞女义士作传，反映其人在战乱中的生存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刘景伯注重观察史料中所见明季的民生与社会风俗，并注意收录时人的诗词，有意识地描绘了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民风民俗与川人的社会心态。
对于辑书的宗旨，正如刘景伯在《叙》与《凡例》中所言，《蜀龟鉴》具有因循《春秋》、效法《左传》的取向，以遵循春秋大义，“不失先圣之旨”为撰述之准则，同时沿袭《春秋》编年体的体裁编排史事。此外，刘景伯以编年纪事，以纪传纪人，并关注帝王的施政与社会风俗变化间的关系，兼具“观变察风”之意味，可见其在因循《春秋》的同时亦有创建。
在“书法”上遵循春秋义理，是《蜀龟鉴》编纂的一大特点。正如司马光称自己不敢效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7，刘景伯同样“不敢拟《春秋》”，而效仿《左氏》。其恪循《春秋》之意旨，欲通过春秋笔法实现“明是非，昭法戒，发潜德，黜奸谀”之目的8。如称秦良玉为“都督秦夫人”而不呼其名，刘景伯解释为“不名，进之也”；明总兵尹先民等投降张献忠，则称“尹先民、何一德降”，“不书总兵，贱之也”。又如记载张献忠勒令蜀地士子参加乡试会试，而不言张献忠部杀贡生举人事，即援引《春秋》不书“楚虔刑蔡七十士”之例9。
此外，史家著史，当秉笔直书，不隐善，不讳恶。刘景伯也认同这一理念，并认为著史当“备其史实”。其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载，坚持“善恶各以其类，而不私”的原则。如活跃于南明时期，一度大败张献忠的明将杨展。刘景伯一方面对其评价颇高，称之为“一时人杰”，另一方面也指出杨展志大才疏，且有攻杀明将马应试，“自发杀机，害家凶国”的恶行，故“不能为展讳”10。又如袁韬、武大定、狄三品等人。袁、武残忍好杀，戕害被义军“倚为长城”的杨展，狄氏则为张献忠旧部，多行不法。刘景伯虽以“贼”称之，但仍将其平定“土贼”事辑入书中，以彰其功。再如李乾德。《锦里新编》的作者张邦伸以其嗾使袁韬、武大定杀害杨展，不予立传，刘景伯则对李乾德“有功则赏，恶则惩”。可见刘氏还禀承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皆特书之”11的理念。
以“详内略外”的方式叙史，是《蜀龟鉴》的另一大特点。“内”指“蜀事”，“外”指“非蜀事”。在该书的“自叙”中，刘景伯代读者设问：“书系蜀，何以兼举外事？”随后解释，自己是在效法记载鲁史而并详晋、楚国事的《左传》。这样的体例编排既遵循了春秋书法，同时也展示出刘景伯自己的寄寓，而这也是《蜀龟鉴》有别于同时期其他“纪献乱”著作的一大特征。对此，刘氏有一段论述：“是编详内略外，将以见明所以亡，清所以兴，闯、献所以起灭，有如龟之先告，鉴之坐照也。不辨其亡，则人不知世，神、熹流毒，先中其子孙，而后及其臣庶。不表其兴，则人不知祸乱之作，皆天之所以开圣人。不并详闯、献，则人不知秦、豫、江、楚之见屠，亦以人事致之，无异于全蜀。”12可知，《蜀龟鉴》并非“专辑蜀事”，而是在记录明季巴蜀史事的同时，将贵州、陕西、河南、湖北等地的情况一并纳入考察范围。被刘景伯称作“蜀乱（之）始”的杨应龙之乱，就发生在黔省播州，之后水西土司安邦彦亦在黔省发动叛乱；李定国、白文选率部在滇西、缅甸抵御清军，亦与四川无涉。至于卷首记嘉靖大礼仪、嘉靖、万历二朝矿税，卷一记魏忠贤掌管东厂及“东林六君子”死难事等，更是如此。由此观之，刘景伯辑书的目的，并不止为“纪献乱”的著作辑佚，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关怀。
“明所以亡，清所以兴，闯、献所以起灭”是《蜀龟鉴》旨在讨论的三个问题。刘景伯认为，明亡之因，可前溯至万历、天启两朝。万历一朝，前因三大征屡加田赋，后为维持与东北后金政权的战争消耗而加派“辽饷”；天启一朝，熹宗为“寄生之君”，任由魏忠贤“僭天子，又僭行天子事”，政事由魏氏衡决，致使法令废弛。而祸乱之肇兴，则是上天为圣人出世所制造的机会。神、熹治国无术，一方面为亡国埋下祸根，另一方面也为清朝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此外，“并详闯、献”，则为阐明农民军的“流动作战”在陕西、河南以及长江流域造成的破坏，与四川无异。
诚然，刘景伯的朴素的历史逻辑有不少值得商榷处。如明季清初藩王见屠者众，死于闯、献者，如福王、襄王、楚王、瑞王等，死于清军者，如南明弘光、隆武、绍武、永历诸帝。在刘氏看来，这须以“多杀人子孙以求逞者，人亦尽杀其子孙”的“道理”来解释。因洪武、永乐两朝“屠戮功臣”，且“闻籍党人，连坐左右邻”，故朱氏虽“子孙千亿”，但至明季只能“逃死无方，其罹祸曾与齐民不异”13。但抛开这些具体问题，《蜀龟鉴》虽叙“献乱”，却不局限于张献忠；虽记蜀史，却能以全国而观四川；述外省事，能将与“明亡清兴，闯、献起灭”无关的内容略去；载明季清初史事，又能上溯嘉靖、万历、天启三朝的历史。可见刘氏具有开阔的视野，且能较好地协调书中“蜀事”与“非蜀事”的关系，这使得《蜀龟鉴》能更好地反映明末清初四川地区的状况及其与外省间的联系，并更有助于探索“明亡清兴，闯、献起灭”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蜀龟鉴》显然比同时期其他辑录“献乱”的著作更加深刻。
此外，刘景伯对“外事”的记载也并非毫无节制。如其所言，《蜀龟鉴》的叙事遵循“详内略外”的原则，对于和“蜀事”关系不甚密切者，则予以概述甚至一笔带过。如刘氏将前述杨应龙之乱与同时期明朝与关外后金政权的交锋，以及前述嘉靖、万历、天启各朝史事，同记于该书《卷首》，并未占太多篇幅。又如播州之乱前，杨应龙之父杨烈曾“仇杀长官，相攻剽垂十年”，为害甚大，然此时杨应龙并未出世，乃父之事便一笔带过，“不具录”。再如康熙元年，清廷对农民军的战斗（“夔东十三家”中李来亨、刘体纯、郝永忠等部）尚未结束，东南地区亦有郑氏的武装与清军相持。刘景伯因郑氏“事在东南，与蜀无涉”，亦采取“不具录”的叙事策略，专述西南事。
这样的“详略意识”，也使得《蜀龟鉴》的体例较之其他“纪献乱”的著作更为完善。刘景伯辑书时，除对“其文烦冗”的“欧、李二书”进行“删润”外，还参考、摘录了其他记述明季清初四川史事的著作。其中，同样“纪蜀乱始末”，并叙“一时士女之死节者”的《蜀碧》最得刘氏青睐。在内容上，刘景伯借鉴、援引《蜀碧》处亦颇多，如《蜀碧》所载“通江童子”“张献忠梦梓潼神”等事，刘氏均以原文照录。可以说，诸书之中，《蜀碧》与《蜀龟鉴》体裁相同，内容也最为相似。然《蜀龟鉴》较之前书，体例更趋于完善。以“桐城二老”事为例。其事见于《蜀碧》卷二，时张献忠部攻安庆府，围桐城。入城后，一老人向其“絮语生平穷苦状，谓不能具主人礼”，被杀；一老人入城探亲，拒绝逃难，执意要为避兵祸的亲戚看守房屋，亦被杀14。彭遵泗将此二人的事迹列于张献忠部攻陷射洪，攒杀老儒事之后15，理由是“此殆与桐城二老人相似”。但刘景伯辑录此事时，摒弃了彭氏关于“桐城二老”的记述。四库馆臣称《蜀碧》“体例冗杂，如载桐城二老事，与蜀中无关”16。据此以观《蜀龟鉴》，可知刘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蜀碧》存在的问题。
三、存史与经世的编纂理念
晚清四川学者戴纶喆17曾言：“蜀人纪献贼躏蜀事者，在磐泉前有嘉定《欧阳氏直遗书》，新繁费氏密《荒书》。其踵而成者，则有内江李氏馥荣《滟滪囊》、刘氏景伯《蜀龟鉴》，郫县孙氏澈《蜀破镜》，仁寿陈氏韶湘《鹃碧录》。”18就书目论，戴氏胪列诸书除《鹃碧录》外，俱为刘景伯所援引。此外，刘景伯参考了近三十种不同种类的历史文献，如《明史》《四川通志》《陕西通志》《保宁府志》《澧州志》《成都县志》《郫县志》《内江县志》《石砫厅志》等官修正史或地方志，《荒书》《蜀破镜》《蜀碧》《蜀难叙略》《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绥寇纪略》《锦里新编》《马氏家传》等野史杂史，《物理小识》《井蛙杂记》《忆记》《见闻随笔》《池北偶谈》《庸闲斋笔记》等笔记小说集。
仅就参考文献的数量看，作为一部史学著作，《蜀龟鉴》虽有可观，却未必值得赞誉。但应该考虑到，自好友于咸丰甲寅年（1854）夏将“欧、李二书”赠予刘景伯，引出辑书之事，到《蜀龟鉴》成书，时间不足两月19。刘景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意识地参考不同种类的数十种文献，且关注到了成书未久的《蜀破镜》20，表现出强烈的存史意识。这与明季清初巴蜀地区“文献荡然”的情况，以及刘氏“文献保存”的使命感有密切的关系。
在《蜀龟鉴》中，刘景伯多次提到明季清初的巴蜀地区遭受战争重创，致使“文献荡然”“文献尽毁”。这样的认知在近世巴蜀学者眼中，几乎成为共识。除前引戴纶喆的言论外，刘咸炘亦以明季流寇之祸为“（蜀中人文）祸乱之大者”，“盛世之文献既亡于乱，而经乱之后又无人收拾，即乱时之事，文亦已多不可考”，并认为这样的情形直接导致了近代巴蜀文化的衰落21。在刘景伯看来，“文献荡然”是导致后世官修史籍中，关于明季清初蜀地人、事的记载出现含混不清、误记漏记的直接原因。其亦在书中列举诸多事例，如《嘉庆四川通志》对“成都城堕”之事记载不清，又将昆明人马乾误记为吴县人。最令刘氏愤慨的，是功勋卓著的马祥龄、张凤仪夫妇的事迹竟然“史志不载”，“恤典不加”。正史的记载存在诸多缺漏，刘景伯遂将注意力投向那些可以增补《明史》《四川通志》等正史或方志“未备之事”的野史。有人指出“故老传闻”与“私家传志”不可靠，不能作为叙史的凭据。面对这种质疑，刘景伯一方面表示自己赞同“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撰史原则，另一方面则强调“故老传闻”与“私家传志”在补充正史之缺漏方面的重要作用。诚如王世贞所言，野史中“征是非，削讳忌”的部分，也具有价值，不可不顾22。尤其在“文献荡然”的背景下，“史失求诸野”的做法，更为史家所采纳23。《滟滪囊》一书也收录了“采之风闻，或名实非据；得诸称述，或详略非宜”的内容，参订者刘承莆认为，这些内容虽系“野说”，但亦有补于国史24。应当说，刘景伯对史料的认识，与王、刘等人一脉相承。刘景伯存史与补史的意识，以及对同时期相关著作的关注，使得《蜀龟鉴》成为彼时“纪献乱”诸书中最为特异者。
对于明末清初四川遭受祸殃的思考，也是《蜀龟鉴》的重要内容。彼时四川被祸最惨，为张献忠部、摇黄农民军、南明地方武装、清军交替侵扰，即便躲过战祸，接踵而来的瘟疫、虎患，甚至常人之间“以人为食”的杀戮，都使川人“难逃生天”。广安人欧阳直自顺治甲申（1644）至康熙己酉（1669），二十五年间，多次辗转于大西、南明、满清等政权，屡经战祸、颠沛流离，其自号“存一”，意指“举家仅存其一”。对于欧阳直的经历，刘景伯亦觉不可思议，直言“欧阳万死一生，非其智力之能出险也，天也”25。
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巴蜀地区遭此灾祸，刘景伯喻以“自有蜀以来只一见”，“俗蔽”被认为是造成这种景况的重要原因。俗蔽者，风俗败坏也。沈荀蔚、欧阳直都认为世道浇漓，蜀地民心不古。欧阳氏直言崇祯之后，“锦水巴山，满目魍魉魑魅”，蜀人“狙诈奸深，刻薄诡谲”。更有甚者，“父子相夷，兄弟相害，朋友相贼，夫妇相残，亲戚相伤，宗族相害”，致有大劫，且以蜀地“虎豹横行”喻世道之衰落26。在刘景伯看来，明季四川之风俗恶、人心恶，固是事实，但并不能简单地将惨祸的发生归罪于蜀人。明代重典治吏，刑政尤严，而明季贪官污吏肆行盘剥，致有“倾人家，破人产，鬻人子，骗人财，坏人功名，害人性命，淫占人妻女，拆散人婚姻”的情形26。征派既已繁重，又兼官吏欺侮，乡农佣贩们“惟有佃田租屋，号寒啼饥”。现实如此，又怎能“不责贪官污吏之横于上”，而“独谓蜀人梗化”？
乾嘉时期的史家认为移风易俗的重任应由士大夫来担纲27，而刘景伯更进一步指出“风俗由乎上之政教”。帝王躬行孝悌，为天下表率，上行下效，士大夫方知廉隅与俭德，百姓始知气节、信义与礼让，最终方能使人民和睦，风俗淳厚。反之，若天子“不言仁义”，又如何让士大夫各尽职忠，百姓乐业安居、民气淳朴？明世宗以来，帝王皆言利、重利。世宗、神宗“矿税”之举，已“张明亡之本”，而熹宗、思宗又增派“辽饷”“剿饷”“练饷”。“矿税”已使“民穷盗起”，加派三饷，更令国民穷困，国讫于亡28。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明季四川地区世情日下，风俗败坏，也就不足为奇了。
刘景伯的这种认识，也反映在《蜀龟鉴》章节的编排上。与欧、李等书开篇记晚明事不同，《蜀龟鉴》卷首以嘉靖“大议礼”事开篇。乍看之下，似乎有失谨严，与辑书之旨不符，但这种安排恰能反映出刘景伯对于明代历史的认识。明世宗即位后，信用方士，怠政养奸，27年未朝，致使严嵩擅权；又坏“取民之制”，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29。虽然“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29，但刘景伯指出世宗朝“议礼”“税矿”两事，就已损伤朝野之“元气”30，故“明亡于烈帝，成于神、熹而胎于嘉靖”。对于“矿税”的危害，前人就有“明亡于矿税”的认识31，刘景伯则进一步指出“明亡不始于神宗复矿税，而始于世宗之初税矿”32，并援引司马迁“利诚乱之始”的观点来解释明季的社会动荡,认为明季清初四川民众因“好作乱”致使蜀地动荡，而“好作乱”源于民众“好犯上”，“好犯上”则因民众漠视孝悌之义,民不言孝悌，又是因为“天子言利不言仁义”。
从“风俗”谈到“上之政教”，可见刘景伯的意图并不止于备述史实的“纪乱”与存续史料的“辑书”。所谓“龟鉴”者，以史为鉴，观其演变以预知来事也。《蜀龟鉴》中照录司马迁“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语，可知刘氏以明季清初四川之史事为鉴，考察得失、彰善瘅恶、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在《蜀龟鉴》中，可以分别找到针对帝王、官绅以及乡人之“戒鉴”。论及帝王，除了“言利不言仁义”的殷鉴外，刘景伯还谈到了明思宗。思宗享国十七年，用相竟至五十人之多，对于在地方上实际指挥作战的督抚们，亦“不一二年辄他调”，其中弊病，不言自明。反观清世祖与圣祖，则将经略四川的重任交予降将李国英。李氏镇蜀二十余年，“殄巨寇，起疮痍，振纪纲，修废坠”，为清廷成功平定西南奠定了基础。对照之下，故刘景伯以“明烈帝迁除太亟”为“兴朝之殷鉴”。又及督抚，刘景伯称孙传庭征科过于严厉，故其虽死忠而秦人不怜；洪承畴则善于抚民，“贷于乡村，釜钟为满”。故忧勤尽职、征科不滥，又成为“百代督抚之明鉴”。再及乡人，刘氏认为，家、国、天下“分殊理一”，殊途同归。普通的民众地位虽低，但若每家皆安宁治平，天下也就不再有祸乱。《蜀龟鉴》从帝王、官绅、乡人三个层面为后世之人提供了殷鉴，存一代之史，为后世立制，刘景伯的经世思想也由此体现。
余论
乾嘉时期的四川，已经出现李调元、刘沅等博通经史之人，尤其是李调元，被誉为“乾嘉中四川士夫之有文才而兼治朴学者，固未能或之先也”33，故知彼时汉学风气已在四川出现。但整体看来，这种风气“在四川也长期处在边缘状态，没有产生大的影响”34。一代经学大师廖平早年得以考入尊经书院，应归功于其在“败簏”偶然觅得的《说文解字》之残页，并潜心研读的经历35。而廖氏正式“从事训诂文字之学”，已是光绪丙子年（1876）的事了36。可见在“前尊经书院时期”，巴蜀地区的学术更多受到宋学的影响。曾在尊经书院读书的张祥龄也回忆道，“川省偏处西南，国朝以来，不知所谓汉学”。蜀士们被张之洞提倡纪（昀）、阮（元）之学，创建书院、购置典籍的一系列行为所触动，才开始接触、学习汉学37。是故由经入史的刘景伯表现出的重义理、重春秋褒贬的倾向，也反映了彼时巴蜀学者的治学状况。不过，这一倾向对于一部史学著作而言，却产生了两个负面影响。其一，刘景伯对褒贬、义理的过分强调，并据此对史料进行“删润”，有损《蜀龟鉴》的史料价值。如明四川巡抚陈士奇为张献忠擒杀，刘氏以“死义，不书”为由不载其事；又如顺治十年南明袭扰顺庆府，为清军副将霍光仙击退。
刘景伯以“抚军败滇师于顺庆”记之，并自注云“虽副将亦书抚军，功人也”。而彼时的“抚军”，实为清四川巡抚李国英。王鸣盛就指出治史不当模仿春秋书法，认为“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唯考其事实可耳。……究之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38。由此可知，谢国桢对《蜀龟鉴》“惟必欲效法左氏，从事笔削，局于一隅之见，反致更失其真矣”的评价39，以及刘咸炘“斤斤书法，殊为多事”40的批评，是恰如其分的。其二，由于缺乏“考据”的意识，刘景伯对史料的选辑颇值得商榷。如刘氏记云，崇祯十三年张献忠入川时，四川巡抚邵捷春在张令、秦良玉败绩后，误中张部小卒诈降之计，派遣新募士兵两万入山进剿，最终全军覆没。据《明史·邵捷春传》，彼时邵捷春仅“提弱卒二万守重庆”，所倚重者唯张令、秦良玉两部。后明军作战不利，张令阵亡，秦良玉亦败，邵氏不得已退守梁山，以抗拒张献忠、罗汝才的联军41。危急如是，此时的邵捷春又何以“弃新军二万”于不知名的山中？此事见于《蜀碧》卷一，本可疑之，但刘景伯照录彭遵泗之说，未对此表示怀疑，且认为“弃新军”实为邵捷春的重大失误42。
此外，刘景伯在辑书时对于不见于史、志的“野史”亦不加甄别。如崇祯十四年的“成都民变”，其事仅见于欧阳直、沈荀蔚之书，刘氏将之解释为时任四川巡抚的廖大亨有意“匿而不报”。至于为通报军情而遭杀身之祸的“通江义童”、率部抗击张献忠的刘应选妻陈氏等，其事迹亦不见于史、志，刘氏则以“文献皆烬于献贼手”释之。诚然，四川经历祸乱以致“文献荡如”，但这是否是解释“史事见于野史而不见于正史”的金科玉条？如王世贞所言，野史虽具“征是非，削讳忌”的价值，但也有“挟郄而多诬”“轻听而多舛”“好怪而多诞”等弊端43，刘景伯对“野史之弊”显然缺乏足够的认知。
刘景伯晚年治史，又因仓促成书，导致《蜀龟鉴》中存在大量史实错误。如将明人吴甡的著作《忆记》误作《记忆》，将明代藩王的“护卫甲士”误为“班军”，将吴三桂改元的年份误记为康熙十六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与同时期记载明季清初四川历史的诸多著作相较，《蜀龟鉴》仍具有相当的价值。
首先，《蜀龟鉴》篇幅最巨，内容最为丰富。作为“辑书缘起”的“欧、李二书”，“欧书”篇幅短小，仅万余言，“李书”篇幅稍大，三万余言。其他诸书，沈荀蔚《蜀难叙略》、费密《荒书》各万余言；彭遵泗《蜀碧》、孙錤《蜀破镜》各两万余言。《蜀龟鉴》八万余言的篇幅，实为诸书之最44。就各书的叙事而言，《滟滪囊》《蜀碧》《蜀破镜》叙事始于崇祯初年李自成、张献忠起事，《蜀难叙略》记事始于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寇蜀。《欧阳氏遗书》《荒书》虽分别提及万历杨应龙之乱与天启奢崇明之乱，然记事仍自崇祯始。唯有《蜀龟鉴》以“嘉靖大礼议”为全书之始。《蜀龟鉴》与《滟滪囊》叙事至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乱”平，其他各书叙事则止于康熙三年（1664）清军剿灭大顺军余部。
如前所述，《蜀龟鉴》欲讨论“明所以亡，清所以兴，闯、献所以起灭”。为实现这一目的，刘景伯据全国而观四川，且从长时段来观察明清易代的历史。其宏大的视野与深沉的寄望，显然与旨在记述明末蜀乱的其他著作不同。
其次，虽然彼时考据之风对于偏处西南地区的巴蜀学术影响极为有限，“有所反应，但没有掀起波澜”45，然刘景伯却能有意识地为援引之史料标明出处。这些标注虽极简略，如以“李氏”代指《滟滪囊》，以“新编”代指《锦里新编》，以“厅志”代指《石砫厅志》等。但前述诸书中，仅有彭遵泗《蜀碧》设“征实”一节，胪列文献来源二十五处，且于正文中并无体现。这一方面说明刘景伯具有一定的“史源意识”，另一方面或也为考察四川“前尊经书院时期”的史学状况提供了一个案例。
再次，《蜀龟鉴》对巴蜀方志的编纂有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刘景伯博览相关著述，广泛采摭前人旧说，令《蜀龟鉴》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明季清初的四川历史，这也使得同治以后，四川各地区编纂的地方志对此书亦多有援引。据笔者在爱如生方志库的检索结果，《蜀龟鉴》至少曾为同治《仪陇县志》《重修成都县志》、光绪《新修潼川府志》《叙州府志》、民国《渠县志》《江安县志》等二十余部志书所援引46，这也进一步验证了《蜀龟鉴》“存史”的价值。
总之，虽然具有前述诸多缺陷，但刘景伯在辑史时能据全国而观四川，且能从长时段来观察明清易代的历史，已然为其他著述所不及。加之刘氏具有强烈的存史意识，并在书中寄寓了自己的经世思想，故《蜀龟鉴》与同时期四川学者的相关著述相较，仍不失为“最佳的一种”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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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晓舟,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中华文化论坛》 2020(06)。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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