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日，正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由黄建新导演制作的献礼片《1921》，于全国各大影院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召开前后数月的细节故事。
100年前，这群来自五湖四海，平均年龄不超过28岁革命青年，克服重重阻挠，在上海这片十里洋场，成功召开“一大”。
为还原历史细节，黄建新导演特意前往全世界档案馆，寻找不同角度的史料，党史专家全程参与配合《1921》的制作。
当中共“一大”会议召开前夕，上海法租界工部局突然派出数百名巡捕，不分昼夜，对李达、王会悟、刘仁静等共产党人进行严密监视。
原来，导演组赶赴法国，找到1921年上海法租界对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严加警戒的文字记载。又把这部分内容，加入到了《1921》电影中，使得该剧更加饱满。
为何当时法租界会如此提防共产国际代表？这桩隐情的背后，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故事？
熟悉中国共产党史的同学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立，并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
譬如，周恩来、潘汉年等我党地下交通人员长期潜伏于上海，突破国内外黑暗势力阻挠，为党中央源源不断提供重要情报。
党中央之所以会将上海作为重要活动基地，与上海独特的城市空间，华洋混居的社会结构有关。
因为上海独特租界制度，来往人群鱼龙混杂。使得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会将上海定为重要活动基地，长期将中央机关设在上海。
前段时间，央视热播的一部红色革命剧《觉醒年代》中，于和伟扮演的陈独秀也给观众朋友留下了深刻印象。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来到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共产国际将“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
所谓书记处便是以《上海俄文生活报》为窗口媒介，陈独秀等人通过这份报刊秘密发出指示，与共产国际和其他同志进行联系。
1920年至1927年，上海作为整个共产党信息中转枢纽。直到顾顺章叛变之前，都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陈独秀等人之所以会选取上海作为革命大本营，除了上海滩鱼龙混杂之外，还包括独特的租界制度。
许多有关于民国的电影、电视剧里，以黄浦江两岸为界限，上海各地分别设有公共租界、英租界、法租界。
租界，向来有着“国中之国”的特点。从晚清开始，以法国、英国等殖民当局就确定了租界的城市发展基调。
1862年，英国与法国人与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各地设立租界。并明确提出，租界内的所有管理权归各国所有，即使租界内爆发混乱，没有当事国家的同意，中国政府必须要袖手旁观，更不能派出军警进入租界。
从晚清时期开始，许多革命党人利用上海租界为掩护，从事反清、反袁、反蒋的革命活动。
因此，在共同拉力、推力作用下，上海成为各色文化人士，革命党人、归国华侨的聚集之地，这就使得上海形成了独特的凝聚力。
不然的话，李达、王会悟、陈独秀，就不会执意要在上海法租界内召开“一大”会议。
说完了这些，再来和同学们着重聊聊，电影《1921》里，上海法租界在中共“一大”会议召开前夕，提防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的剧情，这则故事的背后到底有何隐情？
1920年前后，共产国际愿意帮助中国人建立共产组织，派出吴廷康领导中国同志组建“东亚书记处”。“东亚书记处”起初由5人组成，分别是吴廷康、陈独秀、李汉俊等人。
1920年7月2日，上海革命局设立中俄通信社，由吴廷康助手杨明斋负责，中俄通信社地址设立于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
中俄通信社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家通讯社，又是苏联中央新闻通讯社罗斯塔北京分社的上海分机构。其主要任务负责俄罗斯通讯社从莫斯科、西伯利亚寄来的报刊，提供给中国革命党人使用。
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还在上海设立“全额消费合作社”与“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这些机构属于秘密单位，也是共产国际向中共组织提供经费。
1920年，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等人建立起联系，在共产国际指导与推动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即中国共产党雏形组织。
《中国共产党上海史》曾明确强调：“1920年6月，在上海建立起来的共产党并不是地方性党组织，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一开始就面向全国，面向世界，有中国劳动群众的组织”。
1920年11月，刘清扬、周恩来与在上海的陈功培、赵世炎联系上，随后又成立“中共旅法小组”。
陈独秀在此期间大力培养革命干部，为躲避追查，中国共产党在法租界内顺利生根发芽，并逐渐壮大。
当时上海所有租界已经成为革命党人的“保护伞”，共产国际也往上海租界，秘密安插和设立了各种特殊机构，为的就是想推动革命的发展。
然而，1914年4月，上海法租界就与北洋政府签署了《法租界界外马路警权划分规定》。
在这份规定中，法国人承诺将驱逐租界里的革命党，允许北洋政府在必要情况下赶到法租界抓捕通缉犯，法租界警方会给予北洋政府一定程度上的配合。
不过，法国人也不是没有条件，他们要北洋政府承认法租界的面积，从1900年的2100多亩膨胀至15,000多亩。
正是从1914年之后，法租界里时常有革命党活动，由此产生了许多暗杀、暴动等不可控制因素。
通过法国人与袁世凯签订的这份协定，我们不难看出，法国人知道北洋政府特别痛恨革命党。但又因为租界的特点，没办法直接到里面抓人。
所以，法国人长期两边倒，先是给革命党人提供保护，同时又向北洋政府讨价还价。这样一来，法国人不仅能把租界面积扩大，还能用革命党人活动为幌子，持续不断向北洋政府提出许多无理要求。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
共产国际派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马林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获释之后，他在去中国的路上，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荷属东印度政府同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密切联系，并将他的情况随时通知上海英、法租界当局。
中共“一大”会议召开前夕，上海法租界肯定是要提防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因为法国人长期利用革命党人与北洋政府讨价还价，他们深知需调配好与两方势力的距离。
法国人清楚，共产国际在上海租界内设立了许多秘密机构。然而，秘密机构是可控的，没有惹出大乱。等到中国共产党真正建立之时，顺利召开“一大”会议，法国人就会有些坐立不安了。
倘若任由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人紧密合作，那势必会引起北洋政府的反弹。到那时，两方势力不平衡，倒霉的还是法国人。
上海法租界便对共产国际代表来沪进行警戒，必要时还会与北洋政府进行合作，对共产国际以及中国共产党进行打击。
总的来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推动下，陈独秀等人迫切希望建立属于中国人的共产组织。上海因为其特殊的社会结构，城市空间，成为中国共产党初期主要的活动基地。
这些公共租界都是外国人所把控，殖民当局不希望与革命党人或北洋政府发生龃龉，这样会使得自身利益严重受损。
真正等到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相结合，准备干一番大事业，上海法租界又不得不派人对其进行警戒，搜寻相关信息，必要时予以出手干预。其目的还是想保护自己在华的利益不受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30年代，法租界换了总巡捕，对租界内进行大力整风，许多革命党人因此被迫离开上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租界归维希政府管辖。后来，日本成立“汪伪政府”，法租界又被收回，拿给汪伪政府。
从法租界历史沿革不难看出，这块肥肉是人人都想占有的。这也凸显出了上海地位的特别重要性。
近现代，上海城市规模超群，人口素质较高，各路精英荟萃，使得上海成为中国创新能力较强的大型城市之一。
100多年前，上海同样是中国为数不多人口素质较高，文化差异很大的城市。为众多革命志士的汇聚，提供了空间。
可在暗潮涌动之下，任何一个党派的建立与发展，必定要破坏原有上海的势力结构，这就不得不引起上海原有租界，包括北洋与民国政府的警惕，由此而产生出诸多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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