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巡幸蒲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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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二年春天第四次南巡，秋冬之际又进行了西巡。这次西巡途经直隶保定入山西太原，南下晋省蒲州，渡黄河，入陕西潼关，溯渭河而抵西安。至二十五日出潼关，经河南北还京师。西巡途经四省，历时6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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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祭祀神祇

纪念性的祭奠活动贯彻于康熙帝西巡始终。西巡的次日，康熙帝传谕大学士马齐：“朕所经之地，若有应祭岳渎、历代帝王陵寝，皆预奏闻。”把祭奠岳渎和帝王陵寝作为重要事宜布置。如在山西洪洞县，遣官致祭女娲陵。在终点站西安，祭奠的皇陵就太多了，这里不作详述。就说说在蒲州的事。

一是虞舜庙。史料记载虞舜庙在蒲州城东门外明教厢路。

二是河渎神庙和西海神庙，在蒲州城南门外。

《晋政辑要》卷六记载：“蒲州城南门外，旧有河渎神祠，建自唐开元十五年（727年）。祠右又有西海神祠，建自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国朝以来，历次遣官致祭。康熙四十二年奉御书‘砥柱河津’，榜悬于河渎庙殿；又奉御书‘源远流长’榜悬于海神庙殿。后俱勒石建立碑亭……。”历年加封号、修葺情况详见《晋政辑要》卷六、《永济县志》卷十二。

《永济县志》卷十二“河渎神庙”条记载：“在城南门外，开元十五年始自朝邑徙祀于河中……。国朝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书‘砥柱河津’榜悬庙殿，守臣勒宸翰于石焉。御碑亭贮殿前，雍正初庙貌复新。”“西海神庙”条记载：“在城南门外，元至元十二年敕建。国朝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书‘源远流长’榜悬庙殿。守臣勒石构亭以贮，如河渎庙，雍正初与河祠并新。”康熙不仅前去祭祀，还为神庙题写了匾额。御书碑石“砥柱河津”现存蒲津渡遗址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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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通志》卷七十二“秩祀略”载：“康熙四十二年，敬书‘砥柱河津’，诏令‘河渎’为‘西渎’，润毓大河之神，并遣官司祭告。”

自古迄今，国家之崇拜者，惟“五岳”“四渎”而已。《礼记·王制》中亦将“四渎”与“五岳”并列齐名。五岳就不说了，这里只说四渎。《史记·封禅书》云：“四渎者，江河淮济也。”是指南渎长江，亦称大江；西渎黄河，亦称大河；东渎淮河，亦称大淮；北渎济水，亦称大济；是四条独流入海的大川。历代王朝皇室为了表示对五岳四渎的崇敬，不仅热衷于修祠、建庙、祭祀，还不时地封号加爵于敬仰之神。

三是汤陵。“汤”是指商朝的开国之君成汤。汤陵在今万荣县百祥村，距蒲州不到二百里，但康熙没有亲自祭拜，可能嫌有点远。那个年代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马，一天肯定回不来，怕圣上太过劳累，那就像往常一样“遣官致祭”吧。

《荣河县志》卷十三载：“国朝康熙四十二年，仁皇帝大驾西巡，过蒲州，告祭汤陵。”据记载，康熙朝（在位61年）遣官致祭汤陵6次，而整个清朝（268年）遣官致祭汤陵31次，重修1次。而且每次都有圣谕祭文，这些《荣河县志》中均有详细记载。

中国是传承千年的礼仪之邦，历代王朝通过祭祀圣君先祖，祭拜名山大川，表达他们的追念和敬意。学者说祭祀礼仪在清朝的康、雍、乾三朝达到了一个巅峰，并因此而影响到民间。建立宗祠、家庙之风由此而盛。

（五）游历胜迹

康熙皇帝的西巡队伍一路马不停蹄的往前赶。入山西境后，在省城太原府逗留了三天。十一月初八到运城，初九在虞乡，初十住蒲州，在蒲州境内也就两天多的时间，史料和县志上的文字记载都很有限，但毕竟还是让我们查到了。

县志上记载还游览了五姓湖。当年五姓湖的景色如何，且看县志“湖旁昔有楼台，居人环绕，每夏荷花尽发，灿若霞锦，杂以绿萍红蓼，渔人罟师，水凫沙鹭，欸乃间作，飞浴相翔，至为胜观……。湖中有大堤，南北相属，堤上有桥，若行画中”。

五姓湖的繁盛期是在明朝。《蒲州府志》卷三、《临晋县志》卷六均有“明芦花散人别墅”的记载：“明宗室后裔襄垣王朱俊噤，博雅而不慕荣利，于五姓湖筑室卜居，与诗人隐客日啸咏其间，自号‘芦花散人’，其诗名《佩兰集》。尝自记云：地偏心远，轩榻皆幽，烟波渺瀰，沙鸟上下，秋则芦花吹雪，夏则莲叶披云。把钓浮舟，开窗待月。村樵渔子共话，田园可以忘老。岂直世荣之俱淡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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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距当时已逾百年沧桑，景物尽变。但湖光烟波，不减当年，有清乔光烈、牛运震、周景柱等名人诗文为证。如此这般好的景致，康熙帝一行自然是要顺路游览的。

还有其他的记载吗？

再看《永济县志》卷十二：景福寺，在城南二十里六管山。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西来黄衣僧禅号石乐丹子创建，原名万代寺。于四十二年仁皇帝西幸，喇嘛叩驾，奉谕更名“景福”，御书匾额。历年修葺，俱载石记。

这个景福寺，就在永济市韩阳镇辛店村附近。

康熙此举有点令人费解，当时蒲州城里就有寺院，就是在城外也有几个较大的寺院如普救寺、万固寺、栖岩寺等。康熙帝为何只接受万代寺喇嘛的觐见，又为其寺院题匾更名呢？

要把这事说清楚，且让我再铺叙些文字—

县志记载，早在康熙西巡的六年前，万代寺已由西来黄衣僧石乐丹子创建，黄衣僧即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僧人，又称黄教。

我们知道，清朝是满族入主中华。因此宗教信仰也带有明显的边地民族色彩，就是非常重视藏传佛教喇嘛教。自宋以后，藏传佛教已成为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普遍的宗教信仰。清朝入关后，必须首先巩固西北蒙古地区的防务，维持西南边陲的稳定。而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该地区的人民的信仰保持一致，建立强大有力的精神信仰纽带，才是能令彼自然臣服的关键。因此清政府实行了“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扶持达赖、班禅，抚绥蒙藏人民的政策。这是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需要。

另一方面，清朝建国一开始的几位皇帝都崇信佛教，顺治、康熙、乾隆、雍正皇帝都是佛教的皈依弟子。顺治皇帝好参禅，尊通琇为玉林国师。雍正皇帝更进一步，不只喜欢禅学，并以通禅自负，因而自号为“圆明居士”，还编了“御选语录”。

康熙皇帝博览群书，亦精内典，佛学造诣很深。清宫档案记载，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在宫中设立中正殿念经处，简称“中正殿”。“曾以满洲语、蒙古语、拉丁语、唐古语四体翻译《心经》”；并“编集诸部般若等四函二十二经于内府出版”。书写了大量的《心经》《金刚经》《药师经》等经卷；默写《心经》，差不多是康熙每星期必做的功课。外出时喜欢游览古寺名刹，并题写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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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的信仰传承上，康熙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亦是虔诚的佛弟子，父王顺治也信佛，所以康熙从小就受佛教的影响。虽然他早期并没有特别地崇信藏传佛教，但由于清朝真正的大一统是来自西藏布达拉宫所控制的藏传佛教势力的臣服才完成的。因此康熙皇帝对布达拉宫的主人——五世达赖所信奉的格鲁派极为尊崇。为蒲州万代寺更名题匾。及至到了西安，又下令在西安西北隅创建喇嘛庙，御赐庙名“广仁寺”，并赐大殿匾额“慈云西荫”。寺建成后“时西安满汉文武大小官员、兵丁、通城士民等皆齐集，纷纷拈香叩头，不胜欢悦。言皇上临幸西安，遍赏天恩，且建此大庙，未令民出一力，赏赐库银”。该寺是西安地区唯一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现存康熙撰文的《御制广仁寺碑》一通，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广仁寺建成后，西藏、蒙古、青海、甘肃等地区的活佛、喇嘛进京或路过陕西时，均住寺瞻礼。

康熙帝优礼藏传佛教而实行的有效措施，为巩固边疆地区的稳定，维护民族团结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说到这儿，我们就该明白康熙帝为什么在蒲州接受万代寺喇嘛的叩见，并为其题匾更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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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860多年前的唐代中叶，景福寺就已经出现在张读的小说中。其志怪小说《宣室志·河东街吏》中就有这么一个故事：唐开成中（836—840年），河东郡（蒲州城）有一个负责治安的官吏，常常半夜巡察街道。有一天夜里天晴月朗，他巡街至景福寺门前“见一人挽而坐，交臂拥膝，身尽黑，居然不动”……。故事暂且打住，只是不知道康熙是否看过这《宣室志》？为万代寺更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为之？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李建，山西永济人，1954年7月生，1972年2月永济热电厂参加工作，2009年退休，大专文化，工程师。

198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获“全国青年散文大奖赛”奖。永济市作协会员。近年来陆续有文学作品（纪实散文、诗歌等）在《蒲州文学》《关帝庙》、《食疗养生》、佛教刊物《法音》、《净土》、《永济佛教》和《山西佛教网》上发表。2013年编辑出版《永济佛教资料汇辑》一书，31万字，为研究永济（地区）佛教历史、探求本土文化知识提供了详实宝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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