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学术界兴起了两波关于崛起国大战略的研究。第一波研究着重分析了大国过度扩张的原因。第二波研究更加突出崛起国大战略的多样性、成因的复杂性和背后的非物质性因素。本文将着重介绍近年来兴起的第二波讨论。研究崛起国的大战略有助于我们发掘新的变量和因果机制，从而实现理论和实证研究上的创新。同时，关注西方对所谓崛起国的大战略的理论和思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刻思考当前中美矛盾的起因和未来发展的轨迹，增进理论对现实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一国运用其可以调动的一切资源来实现长远目标的规划、指导原则或是行为模式被统称为“大战略”。崛起国拥有日益增长的实力和抱负，其大战略因而不仅可以对守成国及其追随者产生直接影响，还可能重塑国际秩序本身。如今，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正在改变冷战结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探究崛起国的大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学术界兴起了两波关于崛起国大战略的研究。第一波研究着重分析了大国过度扩张的原因，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国内政治和文化因素以及领导人的决策心理等中观原因和微观机制。与之相比，近年来出现的第二波研究更多强调崛起国与现状主导国之间的互动。这波讨论与当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现状紧密相关，也受到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影响。作为对权力转移理论的修正和挑战，第二波研究更加突出崛起国大战略的多样性、成因的复杂性和背后的非物质性因素。
本文将着重介绍近年来兴起的第二波讨论。参与这波讨论的学者们强调，崛起国针对主导国的主要策略选择包括：竞争、合作与正当化策略。每一种策略选择都牵涉不同的国内、国际政治条件以及领导人的主观偏好。崛起国通常面临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研究崛起国的大战略有助于我们发掘新的变量和因果机制，从而实现理论和实证研究上的创新。同时，关注崛起国的大战略有助于我们深刻思考当前中美矛盾的起因和未来发展的轨迹，增进理论对现实的启发意义。
一、第一波：美国霸权背景下的崛起国研究
冷战的终结让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冷战后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确立得益于苏联的解体，而非美国在大国战争中获胜。建立在现实主义假设基础上的“制衡”（balancing）理论只能解释一国在试图建立霸权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阻力和打压，而难以预测一国在确立霸权以后面临的潜在风险和挑战。因而，学者们只得从历史上大国过度扩张的教训中找寻灵感，并试图为美国大战略提供新的思路。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著作《帝国的迷思》和杰弗里·托利弗（Jeffrey Taliaferro）的著作《平衡风险》对理论和实践都颇具启发性。斯奈德认为，导致崛起国陷入过度扩张的大战略信条往往是国内政治的产物，尤其是由强势利益集团进行的利益交换（logrolling）所致。托利弗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即便国内政治的利益团体可以塑造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领导人可能修正自身对国家利益的理解；造成领导人透支国家实力和盲目扩张的原因并不是国内政治的阻力，而是领导人自身的认知障碍。特别当面临失利局面的时候，领导人会有更大意愿投入战略资源和采取冒进政策，从而延续一个失败的政策直至让整个国家陷入灾难。
尽管上述两本重要著作的研究对象都是崛起国，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后冷战时代学者们对可能导致美国衰落的原因的关切。在国际上短期内难有制衡力量之状况下，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制定和执行大战略的失误则更有可能消耗自身实力，缩小崛起国与其之间潜在的实力差距，从而造成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在21世纪初卷入了漫长的中东战争并消耗了自身实力。包括斯奈德在内的学者们也关注到了，这一过程与国内政党纷争与领导人自身的心理动态都密切相关。
二、中国崛起与第二波崛起国研究的兴起
中国崛起的进程深刻改变了美国学界关于崛起国大战略的关注角度。中国的崛起发端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作为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大国，中国对自身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国家利益又有着独特的认知。这些现实因素不仅丰富了西方学者们对崛起国的观察角度，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灵感。
近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的关注点有所转变。它们从崛起国的失败教训转向了崛起国挑战国际秩序的动因，以及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互动策略。学者们也不再关注导致美国衰落的原因本身，而是聚焦于霸权国调控其相对衰落过程的策略选择。此外，学者们对崛起国大战略的描述分析突破了冲突—合作的二分法。最后，学者们不仅关注物质实力，还强调了时间、地位诉求、正当性等非物质性因素的重要意义。
三、地缘政治竞争视角下的崛起国大战略
在地缘政治视角下，由于崛起国与主导国实力差距的缩小，双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长期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这一关系的恶化源于国际政治中的“无政府”状态，也与崛起国利益的扩大和主导国威胁感知的增长息息相关。在没有高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威主体来为各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实力对比的变化会让主导国担忧崛起国的潜在野心。同时，崛起国也会因为维持其国力增长的需要和利益集团的活跃而在国际舞台上追求更多的目标。崛起国抱负的增长和主导国忧虑的增加两相互动的结果就是双方矛盾加剧。
权力转移理论旨在揭示上述过程中的具体因素以及因果机制。对该理论而言，目前尚存争议的问题是：到底是崛起国还是现状主导国更倾向于挑起冲突？传统的权力转移理论（也包括霸权稳定论）都认为，崛起国会因为对现状的不满而怀有更大的动机发起冲突。这一经典理论的代言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就认为，国际的等级体系及其连带的规则与特权分配往往滞后于国家间权力对比的变化。因而，崛起国在实力增长的阶段会逐渐不满于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试图修正现状。然而，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则提出，主导国实则更倾向于打压崛起国。主导国在其实力尚可但是相对优势正在减少的情势下，会倾向于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挑起危机或发动全面战争，这同样合乎现实主义的逻辑。
在对崛起国大战略的研究上，约书亚·谢富林森（Joshua Shifrinson）试图填补上述权力转移过程中关于大国政治研究的空白。谢富林森指出，权力转移理论的学者都不够重视崛起国可能会面临多个强国这一事实。因此，它们需要权衡与多个大国发生冲突或进行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基于这一前提，谢富林森强调，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竞争关系。冲突关系的形成事实上取决于崛起国的策略选择。该策略选择取决于两个因素：主导国对于崛起国的“战略价值”（strategic value）以及主导国自身的“军事态势”（military posture）。对崛起国而言，衡量主导国战略价值的标准是：首先，除了正在衰落的主导国之外，是否存在其他大国威胁崛起国的利益；其次，衰落中的主导国是否在地理位置上邻近崛起国；再次，衰落中的主导国是否具备长期的潜力来帮助崛起国（这些潜力包括组织能力、技术水平和国内经济基础）；最后，该主导国是否在政策上倾向于帮助崛起国。崛起国会依据上述标准来决定是否支持处在衰落中的主导国。具体而言，如果主导国没有直接威胁崛起国的核心利益，所处的地理位置不邻近崛起国，以及在国内拥有足够的物质潜力和政治资源来支持崛起国的目标，那么该国对崛起国而言则具有较大的战略价值，因而崛起国也就更加倾向于与之合作。相反，崛起国则更有可能与之处于对立和竞争的状态。
如果说主导国对崛起国的战略价值决定了崛起国将采取的大战略方针（竞争或合作），那么崛起国执行该方针的“进取程度”（assertiveness）则取决于主导国自身既定的“军事态势”。崛起国既可以积极地执行一套“扶持”（strengthening）主导国的政策，也可以积极地执行一套“打压”（relegation）主导国的政策。在这两个相对极端的政策选项中间还存在较为温和的选项。接近于“扶持”但又免于消耗崛起国过多资源的策略是“支撑”（bolstering）；而接近于“打压”但又要避免同主导国发生直接冲突的策略是“削弱”（undermining）。如果崛起国对主导国奉行合作的战略方针，且主导国立场鲜明地展现较为强健的军事力量，那么崛起国则会采取“支撑”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在合作中会关于分摊防卫成本等问题发生外交纠纷，但是崛起国自身则可以避免面临多个战略对手的窘境。如果崛起国对主导国奉行竞争的战略方针，而主导国又立场鲜明地摆出较为强健的军事力量，那么崛起国则会采取“削弱”政策。崛起国执行削弱政策的时候，不会像采取打压政策那样挑起冲突或是直接剥夺主导国对重大战略资源（尤其是军事力量）的控制。但是，这依然意味着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将发生较为漫长的战略竞争。
综上所述，谢富林森对崛起国大战略的差异性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类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激励崛起国选择不同大战略的原因。即便如此，谢富林森的分类依然限于“竞争—合作”这一单一维度上；并且他关注的原因也仅涉及物质实力的构成要素（譬如大国数量、地缘环境和军事潜能及其国内政治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谢富林森的理论创新依然依托于现实主义范式。
四、崛起国的“正当化”策略
可供崛起国选择的策略并不限于“竞争—合作”这一维度。在建构主义、政治心理学和社会互动理论的影响下，学者们的关注点逐步集中到正当性、意图等非物质因素在大国战略中的角色。
国家在日常外交中会通过自身的行动和声明来试图塑造他国对一国实力和意图的认知，而这类行为被统称为“信号行为”（signaling）。毫无疑问，信号行为具有策略性。国家总是希望投射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形象，从而让对方按照自身的意图行事。譬如，一国如果在他国中间建立起一个坚决捍卫自身海外利益的形象，那么该形象则有助于威慑他国行为；如果一国在他国中间建立起一个温和的形象，那么他国则更有意愿与该国进行沟通和协商。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形象会有利于或不利于不同方面的国家利益。因而，形象投射本身是一项重要的外交策略。它是一种通过在心理层面施加影响从而塑造他国（盟友、伙伴抑或对手）行为的手段。有关这一问题，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发表了奠基之作《国际关系中形象的逻辑》。
后来的学者们开始倾向于认为，只有通过“成本信号”（costly signals）才能让一国建立起稳定的形象，而不带有明显物质成本的政策行为或声明则不足以让其他国家相信该国传达出的信息。换言之，附带有巨大成本的政策不易改变，而不带有明显成本的政策则可以轻易改变，这样一来他国也就无法相信一国的政策具有持久和稳定性，那么也就无法建立起对该国形象的认知。这一主流观点在近些年受到了挑战。在关于他国如何认知崛起国意图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一国的领导人并不时常在意成本信号，他们甚至对于“成本”性质的理解都存在巨大差异。难以计量的政治成本在领导人考量中的权重往往胜过物质成本，而对政治成本的计量则取决于领导人的主观心态。简言之，成本信号在外交沟通中并不总是有效，甚至可以说，其价值是缺乏坚实的实证基础的。
与“成本信号”相对的概念是“清谈”（cheap talk）。它指的是不带有明显物质成本而仅是通过言辞来表意的行为。斯塔西·戈达德（Stacie Goddard）关于“正当化策略”（legitimation strategies）的研究突出了“清谈”在外交策略上的价值。正当化策略是指，一国领导人通过诉诸国际社会中通行的规范和准则来为本国的动机和目标进行言辞上的辩护，从而让其行为显得更加合法或正当（legitimate）。具体说来，动用国际规范和准则来粉饰一国的行为可以传递出一国愿意维持国际现状的意愿，它还可以拉拢其他国家内部的一部分观众来削弱该国遭遇的对抗情绪，甚至可以弥合国家间的身份差异。正当化策略正是通过上述机制发挥作用的。然而，现状主导国是否相信崛起国的言辞，归根结底取决于他们自身所处的情势和主观认知。因而，正当化策略的实践本质上是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外交信号交流过程。崛起国传递信号的方式虽具有策略性，但是也很难精准地触动主导国自身的关切。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日常外交中各国都会为自身的政策进行辩护，但是辩护的辞令并不总能收到预期效果。
戈达德认为正当化策略的成功需要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是一国为自身辩护的言辞需要在国内外的多重观众中取得共鸣。第二个条件是主导大国需要崛起国参与国际秩序的规范建设。只有当崛起国的言辞可以获得多重观众价值观上的认同（尤其是领导人不会因为其在国际上的言辞而受到国内观众的掣肘），以及主导大国需要崛起国为其国际制度的建设作出贡献的时候，崛起国才能够通过言辞而让自身的行为显得更加合理和正当，并因此减弱他国对其政策的抵制。如果崛起国的言辞在国内观众中受到质疑，那么主导国则可能质疑其可信度；如果支配现存秩序的国际制度相对稳固，主导国则可能较少关注崛起国使用的言辞，而是更多依赖那些制度来约束崛起国的行为。对崛起国最为不利的情况是，崛起国的言辞不能在国内观众中得到共鸣，同时现存的国际制度还相对脆弱，那么主导国则更有可能相信崛起国内部的极端势力会兴起并利用国际体系的脆弱全盘推翻现存秩序。在这种情形下，正当化策略不仅难以成功反倒会加剧崛起国同主导国之间的不信任。
诚然，在历史案例中，让正当化策略成功的两个条件同时出现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是，这两个条件本身具有一定可塑性，尤其是政治家可以通过采取积极的行动去说服国内外观众。一旦政治家利用好上述两个条件，他们就可能为本国的崛起打开重大的机遇窗口。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统一德国的初期没有遇到欧洲列强的联合制衡，这就得益于他在国内和国际巧妙运用了兼具王朝正统性和民族自决的原则来粉饰自身的扩张政策。与研究崛起国大战略的其他学者相似的是，戈达德的研究目的不在于解释许多现象，而在于解释少数的重大现象。在这一方面，她的理论更具独到性。一方面，戈达德并不否认物质力量的作用，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崛起国的信号行为值得研究；另一方面，她更加强调，国家作为一类具有社会属性的组织行为体，除了关注那些可以由物质指标衡量的实力外，也需要通过符号、规范等具有主体间共识的媒介来识别彼此的意图。这意味着崛起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具有更大的可塑性。
五、时间维度上的崛起国大战略
时间维度是学者们较少重视的问题。长久以来，无论是对自由国际秩序抱有信心还是持批判态度的理论家，他们都认为崛起国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更加长远，而且崛起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借助现状秩序中的规则来实现自身的崛起。他们的分歧在于，自由国际秩序的拥护者认为，崛起国可以被现状秩序“社会化”（即接收既定的规则框架从而降低挑战秩序的意愿）；反对者则认为崛起国会在某一时期对现状规则产生不满，从而试图挑战、改造甚至颠覆现有的国际体系。然而，前一种观点没有解释为什么崛起国没有过早地受到主导国的打压；后一种观点则没有解释崛起国会在哪一阶段对现状产生不满以及不满的根源为何。戴维·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的研究强调，崛起国和主导国对自身利益的认知存在时间维度上的差异：崛起国更关注长期利益，而主导国更关注短期利益。在此情况下，主导国更加需要崛起国的支持来应对短期的国际挑战。在此期间，主导国甚至会积极扶持崛起国，而崛起国也倾向认为同主导国的合作关系可以让其在和平环境中，通过贸易、技术交流和资本流动获益。
简言之，耐心是崛起国重要的战略资产。然而，崛起国在某个时期对时间段的理解会发生变化，从而失去追求长期利益的耐心。埃德尔斯坦认为，这种转变的发生一般会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崛起国会在某个阶段试图通过修正局部的现状为自身的物质利益创造更大空间。其次，大国的崛起首先会引起周边国家的顾虑，由此造成的崛起国与区域内国家的矛盾冲突会引起现状主导国的关注。主导国会从崛起国与小国的冲突行为中揣测其长期意图。在这一方面，埃德尔斯坦与吉尔平的观点并无出入。他们都认为，崛起国会在物质利益的增长受到制约时更加强势地追求其利益——这势必将引起主导国对其长远意图的忧虑。
在这一问题上，戈达德的理论或许可以发挥一定的解释力。如她所强调的，崛起国会通过诉诸通行的国际规范（即正当化策略）来积极地塑造与主导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不过，崛起国能够诉诸正当化策略的条件是，该国的外交界和政策精英必须熟谙当前的国际规范；而这又需要经过一个与国际制度频繁接触的过程。因此，崛起国的耐心是其实施正当化策略的前提；如崛起国希望通过与主导国维持合作关系而促进自身利益增长，则情况更是如此。实施正当化策略需要崛起国保持审时度势的定力和耐心。但是，正当化策略的成功也有可能会刺激崛起国野心的膨胀，从而使之转向更加强势的且难以通过言辞自圆其说的扩张策略。
六、崛起国与地位政治
如前文所述，权力转移理论较少关注的是崛起国对现状不满的原因。吉尔平的理论提到，“声望等级”（hierarchy of prestige）与物质实力变化的落差会引起崛起国的不满。但是，他淡化了该落差产生的主观心理基础。史蒂芬·沃德（Steven Ward）强调崛起国本身不仅关切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权益，更重要的是该国的精英和民众（尤其是民族主义团体）会依靠主观的感知来判断主导国对自身地位诉求的承认状况。他的研究充分地揭示了“地位”诉求可以有效地促进崛起国由现状的维持者转变为挑战者。这一偏好转变源于国际地位承认的缺失对崛起国民众和精英带来的心理冲击。当崛起国的领导人感到在国际现状中无法获得与其期待的地位相一致的尊重时，那么他们则更有可能相信自身的利益（包括地位以外的利益）无法在国际现状秩序中得到满足。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和策略转变会让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关系从合作转向冲突。
沃德的观点突出了一个前提：即在追求物质上的安全与财富之外，国家还在乎自身的国际形象和地位。近年来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们日益重视物质实力和安全以外的利益。在新的视角下，崛起国希望通过与现状主导国的比较（甚至竞争）来展示自身的优异品质，投射积极的国际形象，并确立大国地位。建立在一系列积极形象上的大国地位有利于将崛起国日益扩大的国际利益正当化，而崛起国也倾向于通过他国对其地位的认可程度来判断国际威胁。然而，在表达地位诉求的过程中，崛起国的诉求可能被主导国理解成政治野心，而主导国基于这种误解而做出的回应又会被崛起国看作是打压其国际影响的信号。此外，崛起国还比其他国家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内环境。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力的提升，崛起国内部会发生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官僚机构权力的扩张，这样一来该国政治体制中会出现更多的关切和试图影响对外政策的观众群体。这一“多重观众”的难题导致崛起国会在不同的国际议题上投射不同的形象。这些形象有时相互矛盾，因此可能会不利于崛起国伸张其地位。在地位诉求受挫的情况下，崛起国对国际现状（尤其是主导国）的不信任会加深。因此，崛起国和主导国相互表达地位诉求的外交信号不容忽视，围绕该信号的互动博弈也是权力转移过程中引发冲突的重要机制。
七、西方代表性理论对中国崛起的解释
上述介绍的几本著作对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采取的不同大战略均有所解释。
谢富林森的理论有利于分析中美关系在较为复杂的东亚格局下的演化。在该理论视角下，中国没有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挑起对美国的战略竞争，而是依然谋求同美国稳定关系和发展合作，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自身的军事态势较强，而且美国对中国依然具有较大的战略价值。该价值表现在美国能够约束其盟友日本，避免其挑战中国核心利益方面。然而，在2010年之后，中日钓鱼岛矛盾激化；中国同越南、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日趋尖锐；以及美国在“重返亚太”（又称“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力图巩固同日本、菲律宾等传统盟友关系以及发展新的外交伙伴关系。这些事态的发展让美国对华的战略价值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美国依然借助其同盟体系维持着强势的军事存在。因而，中国对美国采取了削弱而非打压的政策。
不过，谢富林森的理论在中国为何在2008年前维持同美国的长期合作关系这一问题上则解释力相对有限。尤其是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而言，一个不可回避的“反常现象”就是美国并没有在其实力处于绝对优势的时期（即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对华采取遏制政策。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突破“竞争—合作”这一单一维度。戈达德对正当化策略的重视为此提供了启发。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通过区域组织和国际制度等媒介习得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准则，并借此将自身的利益诉求正当化。在同时期，基于管控冷战后世界中出现的恐怖主义与核不扩散等全球性议题，美国也需要与中国合作，因而易于接纳中国的要求。中国正当化自身利益的方式之一是突出地位诉求。在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成员的国际社会中，国际地位本身就是一国的根本权益之一。中国将自身的国际诉求表达为“和平崛起”，而这样的提法也传达了中国遵循国际规范的意愿。毕竟，一国只有在国际现状中才能提升自身的地位——脱离了既定的国际规范意味着国际社会将缺乏评估该国地位的依据和标准。诚然，一国在崛起过程中依然可以通过适当和渐进的方式修正国际规范。这一进程体现在中国近年来先后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和“一带一路”倡议之中。然而，这种尝试一旦失败，也就意味着一国的地位诉求遭到否定。近年来中美间日益突出的战略竞争趋势也和美方误解和拒绝承认中国的地位诉求不无关系。
八、结语
本文简要介绍了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兴起的有关崛起国大战略的研究，为我们审视崛起国大战略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在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下，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事实上，崛起国的冲突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导国自身的政策以及崛起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有关正当化策略的研究告诉我们，崛起国的优先选择并非冲突或者合作，而是借助道义和规范来为自身的利益诉求创造正当性。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降低他国对其战略意图的猜忌。从时间维度出发，崛起国面临着较小的压力并有着更大的动因去追求长远利益和避免与主导国发生冲突。最后，地位政治的视角揭示出崛起国的特殊诉求，及其与主导国可能发生冲突的焦点。
此外，这些研究对我们观察当前国际力量对比转变背景下的国际政治格局也具有一定意义。在大国战争得不偿失的核武时代，正当化策略和地位政治将是崛起国伸张自身权益的重要媒介。从时间维度上看，崛起国的耐心依然是其重要的战略资产。最后，要慎重看待崛起国同主导国之间的竞争关系。
[*注释请见原文链接，此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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