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行相悖 殊途不归
—— 从历史来路看中日异同之一
整洁有序的城乡面貌；全面周到的社会服务；完善而有效率的公共系统、民众普遍文明守纪。这是外国访客对日本社会的直接观感。
日本街头整洁有序
公共交通发达便利
1958年，美国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到访日本时对此也留下深刻印象。为深入观察日本社会，他专门留驻日本两年，全面梳理了日本进步及背后的支撑体系，后来他推出一本专著《日本第一》，在国际上风行一时，是一本堪称了解现代日本的教科书。
《日本第一》傅高义 著
而对中国人来讲，日本恐怕是自认为最熟悉的另一个国家，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被“设定”的日本。
因为工作关系去了日本很多次，对日本这种现代文明与东方文化的奇妙融合总怀有复杂的感慨，始终摆脱不掉二元的中日比较思维，设定的日本与现实中的日本相互冲突,也带来探究的兴趣。
2019年10月22日，日本德仁天皇即位仪式
即使包括与中国接壤的邻国，从文化渊源上看，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比日本更接近中国，无论从地缘政治、文化背景、还是历史纠葛，中日两国都注定是互相比对、影响和竞争的对象。
然而，作为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中日社会的异同以及近代日本异乎寻常的迅速崛起，这其中的历史脉络和政经逻辑，一百多年来一直未够明晰。
壹
溯源日本，中国大陆东边隔海而邻的这片狭长岛屿，两千多年前得益于通过朝鲜半岛传来的水稻、铁器和移民，从部落社会进化到自称倭国的国家形态。
古代日本和大陆联系往往是通过朝鲜半岛
据传唐朝女皇武则天因倭国位于“日出之处”才将其国名改为“日本”。
在与东亚大陆的直接交往中，日本从隋唐吸收了文字、宗教、哲学、艺术和官制等先进文明后迅速迈入封建社会。
近代日本侵华史让很多中国人将日本视为中国的“世仇”和“天敌”。其实在十九世纪前，封闭的岛国日本并不在中华帝国视线的显目位置。
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帝国的门户，其时日本还处于闭关锁国的幕府时代。
直到十多年后的1853年，日本发生历史上有名的“黑船事件”，马休·佩里准将率领的美国海军舰队侵入东京湾。在武力恫吓下，翌年美国政府强迫日本幕府政权签署了与西方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至此日本两百多年的锁国体制被打破。
1853年，“黑船来航”事件
日美《神奈川条约》文本
随即英国、俄国、法国、荷兰等西方列强接踵而至，在炮舰外交的威逼下，日本被迫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步大清国的后尘，日本也饱受外国租界、治外法权、丧失关税权控制等半殖民地式的屈辱，与中国几乎成了一根藤上的两颗苦瓜。
然而在四十年后，以甲午战争为标志，两国地位却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1894年中日之间爆发甲午之战，曾经威慑日本、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海战中全军覆没，日本陆军在地面作战中以少胜多、所向披靡，泱泱大清帝国惨败，日本迫使清廷签下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致远舰在甲午海战中沉没（右侧为日舰吉野号，中央倾斜为致远舰）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场景
而于此前后，日本却依仗崛起的国体优势，陆续修订或废除了与西方各国的不平等条约。
进入明治时代仅仅数十年，日本便取得跻身列强的国际地位。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肯尼斯·汉歇尔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崛起如此评价：日本从一个被列强斥为落后的国家到被认可为列强，如此短的时间、如此大的成就，在世界史上实属罕见。
日本富国强兵的成功，激励了一大批中国的有识之士和精英官僚，在他们看来，曾经积弱积贫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一举走上强国之路，大清国应以日为师，期待清朝皇帝效仿睦仁天皇实行维新变革。
甲午战败后第三年，清帝光绪发起“戊戌变法”，然而短短百余天便告失败，朝野推动的洋务运动也遭重挫。
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开始
历史的对比让人嗟叹：为何同一时代、同处亚洲、同样文化背景、同为君主制国体、同属政治改革的维新变法命运却迥然不同？
一直以来，我们总把戊戌变法的夭折归咎于清廷的腐败黑暗，其实这种阶级史观的道德定性并不能充分解释戊戌变法的成败；明治维新的成功也非睦仁天皇“刚毅果决”、明治一朝一蹴而就。
探索历史的因果需要我们退后一步，将视野放得更深远。
贰
明治维新包括戊戌变法本质上是学习西方治国模式、推动社会进化的体制改革，依史学的定义，即实现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那么，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又是怎么萌发的呢?
始于十四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中世纪宗教神权黑暗的精神禁锢，掀起了解放人性、尊重人性的思想潮流，也孕育了原始资本主义的人本内核。
这场思想大解放给欧洲社会带来一场释放人性、追求平等、崇尚博爱、向往自由的精神洗礼，也激发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人类文明成果的大爆发，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社会生产力也得以迅速提高，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开始构建。
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在今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微不足道，然而这里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源地。
水城威尼斯
工业革命前，威尼斯是一个自治的公国，人口不到十万，几乎没有农业，只能靠捕鱼买卖生利。在广泛的交易中，威尼斯人开创了新型的商业模式和公平自由的贸易规则。
在商税驱动下，政府参与服务并立法保护商业秩序和商人权益，形成初具雏形的营商体系。
随着贸易的扩大，这些商业法律和制度普及到西欧各国，酿成西方的商业革命。
当时商业意识对社会的嵌入程度可以从十七世纪英国与荷兰的战争看出来，交战一方英国舰队的保险居然都是由交战的另一方荷兰保险公司承保的。
“英荷战争”的绘画作品
商业文明的共识已经跨越国界、超越战争，形成新型的国际秩序和规则。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明清财税史专家黄仁宇研究统计：十六世纪时威尼斯人口十万，政府年收入三十六万盎司黄金，人均贡献黄金三点六盎司；而同期中国人口一亿五千万，政府年收入将近三千万两白银，人均负担白银零点二两。
折合计算，威尼斯人均产出效率是中国的二百多倍。
由此，形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必要条件是：1、比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国家资本的积累可以负担高效的行政系统和军备需要；2、发达的商业，商业文明成为社会共识；3、政府立法保障营商环境和私人财富；4、政府的服务和有效的执行力；5、追求经济利益、积攒社会财富成为治国目标。
叁
过去我们认为，中国与日本都是拥有漫长封建史的封建制度国家，然而美国经济史学家魏特夫在其著作《东方式社会之理论》中提出，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两千年前即已终结。
由于灌溉农业和大规模治水，需要国家具有集权性经济职能，不允许发展封建主义，因而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式的绝对主义官僚制度。
而日本从中国移植封建制度以后，不存在上述妨碍“裂土封茅”的因素，是东方唯一实现了“真正的封建社会”国家。
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政权
日本武士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亚洲仅有日本率先成功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而中国的“官僚制度社会”只会陷入持续停滞。
具体来说，由于日本这种封藩的幕府体制，思想禁锢程度不及中国。在社会阶层结构上，统治阶级主要由家族世袭传承，没有中央政府面向社会“选官”的科举制度，社会各阶层只能谋求实用技能，专注职业发展，但这也培育了向商业社会进化的土壤。
一个政治手段的副产品，无意中刺激了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成了催生日本资本主义的发端之一。
这件事发生在十六世纪末，当时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为控制全国二百多个“大名”(拥有大量领地的藩侯)，强制性要求所有大名必须将家人留在幕府所在地作人质。
丰臣秀吉，完成日本统一的战国三杰之一
这项措施到十七世纪德川家康时期定型为“参勤交代”制度，每一位大名必须轮流一年在幕府、一年在领地，而家人则永久留在幕府所在地江户(今东京)，江户因此很快成为繁荣的中心都市。
“参勤交代”制度
到十八世纪末，江户已拥有一百万城市居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阪和京都的人口也都达到了五十万。
同时参勤交代制度规定了大名途中仪仗排场的规模，使得年年迁徙的大名必须获得流动性资产以应付迁徙中的大笔花销，这便带来城市之间的流通，也促成交易机制和货币经济的产生。
“参勤交代”规定了大名队伍的仪仗排场
蓬勃的商业提升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重要的是经商赚钱的哲学被社会接受。
德川时期有长达二百多年的和平年代，商人阶级崛起的同时武士阶层被弱化，带来一个积极的方面是受过教育的武士补充了以僧侣为主的教育师资队伍。
僧侣奉行善行义举和武士追求自我价值，则有利于普及教育的低廉成本，当时有些寺院私塾完全免费，这些都促进了社会识字率的提升。
日本僧侣
江户时代有大量的寺子屋（寺院所设私塾）开展平民教育，也收女生
到十八世纪后期，日本男性的识字率达到45% ，为当时全世界最高（至今日本的识字率仍是世界第一)，相较之下，直到一百多年后，中国男性的识字率仍不到10%。
高识字率对日本社会民智开发、降低国民愚昧程度起了很大作用。较高的社会文化水平不但有利于商业技术的创新和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精细化，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西学”的吸收和传播，对日本社会日后的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而同时期中国的情形是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捆绑在低效的传统农业上，经济无心也无力实现多元。
欧洲人绘制的1840年代的中国
文盲众多、民众愚昧，单一封闭的社会仅需要简单低级的行政系统便可维持。
治国的目标是稳定，治民的伦理是威权，治理的手段是管教。意识形态灌输的是宗法礼制，教育是去实向虚，社会价值观全面导向入仕做官。
这种道统治国的属性完全排除了资本主义需要的体制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宏杰说：中国的皇帝都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也说：明清朝廷对于海外贸易是一点兴趣也没有，而且还认为只要沾上商业就不是好事。
因此黄仁宇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
所以，即便到了十九世纪末，中国仍不具备基本的资本主义元素。
中日两种内源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决定了国家气质和国民性格，面对社会变革会释放不同的反应，最终导向不同的历史轨迹。
这也是中国与日本在众多表面化的异同中最深层的分野之一。
肆
历史上，中国也有过傲视全球的高光时刻，那便是在宋代。
日本宋史学家宫崎市定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到了宋代便超越了西亚文明而居世界最前列，欧洲文明的发展也得益于宋代文明的刺激。
中国历史教授杨渭说，两宋三百二十年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的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
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宋代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它地方。
《清明上河图》（局部）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荣
据研究统计，宋朝的财政收入是明朝财政收入的四十倍，甚至超过六百年后的清朝咸丰年间，尽管明朝的土地和清朝的人口都比宋朝多得多。
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测算，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宋末中国人均GDP为600美元，而当时的欧洲为422美元。即使到了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仍大幅低于宋末，仅为439美元。
有时候，历史的偶然也会影响后世的命运，这个情形就发生在公元十三世纪，正是中国的宋朝年间。1235年，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入侵中原，很快席卷东亚大地，北宋覆灭南宋危亡，日本也成了觊觎的目标。
1274年和128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两次分别出动九百多艘和四千多艘战船从朝鲜渡海攻打日本，诡异的是两次都遭到了海上飓风袭击，元蒙舰队损失惨重，在日本抵抗下大败而归。
元蒙大军攻打日本遭遇飓风失败而归
元蒙帝国最终只得断了入侵日本的念想。
面临同一个外敌的入侵，日本如神助般避免了战争摧残和亡国命运，中国却无此好命。
由于蒙古帝国的入侵和统治，中国社会进化的步伐被打断，从此堕入一个漫长的退化时期，导致中国在近代的衰落，日本则得以维持千年不变的天皇制度，直至明治维新的成功。
伍
由于自身历史的源远流长，整体上中国人对外国的历史兴趣不大，尤其相对于欧美历史——由于西方文化的吸引力和丰富传播渠道带来更多的接触机会——谜团重重的日本历史更显怪异而陌生。
但人类历史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合理性，历史的迷雾往往来自于文化屏障，而这正是中日文化貌似相通却骨子里迥异的微妙所在。
从文化特质上讲，岛国的海洋性格在文化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上优于大陆性格的内陆国家。
安徽师大历史系教授沈世培说：由于日本不是文明的发源地，其文明多为学习外来文化形成。
因此，日本的文化形态与中国截然不同，是一种鲜明的“学习文化”。
日本心理学家土居健郎在《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一书中写到：“对待西方文化以及在此之前对待中国文化，日本人总是怀着无限憧憬之情。而绝不像中国人那样蔑视外来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中国与日本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导致的结果自然不同，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民族对外界动向极为敏感，每当发现他人之长，会马上承认并把它全部吸收融汇过来。”
《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土居健郎 著
这种学习传统和效应贯穿于日本历史的各个时期。日本是亚洲国家中种植水稻最晚的，但日本大米的品质超过大部分亚洲国家；日本的棉花是中国传过去的，它产出的东洋布却比中国布价廉物美；十八世纪时一个葡萄牙传教团到日本带了一枝毛瑟枪，不到半年日本人便仿造出六百枝，以后更大批量制造，一直处于冷兵器时代的武士由此一跃实现近代化。
日本人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态度在明治维新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向西方学习上。
西方列强的压迫和国内民族主义抵抗风潮是当时中日两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政治危机，在这种双重挤压下，清朝政府始终没有把握到内外有利的政治局面或谋划长远策略，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也压缩了朝廷的选择空间。
明清史学者向敬之说：对于鸦片战争的发生和战败，道光皇帝明知自己有错，却还是坚持己见，缺乏帝王所需要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日本的局面同样糟糕，西方列强已经打开了国门，狭窄的国土随时会沦为殖民地，幕府、朝廷、“雄藩”几方围绕“开国”还是“攘夷”争执不下，最终持续七百年的幕府体制因丧权辱国在这场争夺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中坍塌。
1867年刚刚上位的天皇睦仁才15岁，国号定为明治，可国家却是内外交困，上下一片乱局。
明治天皇，名睦仁，实行明治维新
随着幕府政权的消解，在“王政复古”运动拥戴下，天皇被推上神坛，重新掌权的朝廷在治国理政上话语权大增。
重要的是，在“倒幕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一批年轻政治家，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井上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成了“少年天子”的政治顾问，他们挟天子之威，压制住“攘夷派”的复辟逆流，坚持改革开放，大刀阔斧地推行政治改革和国体维新。
后来他们都成了日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剑桥日本史》中对这批明治时期的政治重臣如此评价：他们的治国能力及对自己国家历史进程的清醒认识，都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西方的围猎中，明治政府不是一个抵抗政府，但也不是一个投降政府，而是一个认真、积极的学习政府。
明治天皇上台仅三个月就在向全国发布的施政宣言“御誓文”中，明确提出要向外国学习。随后，倒幕运动中的仇外口号“尊皇攘夷”就被“和魂洋才”所取代。
明治天皇的施政宣言“五条御誓文”
肯尼斯·汉歇尔在《日本历史》一书中总结道：向他人学习是日本的伟大优点之一，当别的民族比日本强大或优秀时，日本会学习、采纳和适应竞争者的长处，然后利用长处对付竞争者或敌人。
国民秉性得以让明治政府巧妙地将攘夷运动引向一场文化和制度的竞争，并且还希望在学习中超越对手。
同时，日本人的另一个特点，务实比情操更重要，也能让他们善于容忍在与西方人冲突中的妥协。
黑船事件后，有大名主张重组日本海防，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以“关白”（天皇辅佐官）鹰司政通为代表的皇室和江户朝廷却欣然接受《神奈川条约》，认为跟外国人硬拼抵抗未必能赢，与其无谓牺牲不如通商谋利来得划算。
日本纪念“黑船来航”的马休·佩里雕像
为了获得西方人的平等看待，明治政府积极倡导“文明开化”，具体做法就是全面西化。当时的外相井上馨认为：日本只有成为西化的帝国，并且在国家层面努力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才能获得列强的好感，才能有利于推翻不平等条约。
在天皇和政府的直接号召下，日本举国掀起“脱亚入欧”的浪潮。
与当时中国洋务运动不同的是，日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倾向于认真看待一个与他们政治、法制理念相同的国家，因此极为重视西方制度的引进。
如同一千多年前向中国派出的遣唐使，明治政府也向西方国家派出了众多的使节团，其中规格最高的岩仓使节团人数多达百人，成员中包括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效允等重量级人物。
岩仓使节团（左起:木户效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他们历经两年对德、英、法等国的宪法、制度和体制深入考察、详加比较，以寻求对日本最合适的政治制度。
西方制度的引进，除了推动政府现代化转型、立法司法与西方接轨，在社会和经济层面的三个“嫁接反应”也给日本带来深刻影响。
一是对接了日本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催化了更多的商业要素和潜力。政府积极推行“殖产兴业”政策，金融、铁路、钢铁、邮电等基础建设迅速铺开；
二是西方资本主义观念契合商业社会规则，有效地中和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
三是重商的西方制度强调营商环境，鼓励技术创新，进一步激活了日本经济活力。
到明治后期，日本工业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9%，几千年的落后农业国终于转型为货真价实的工业化国家。
1884年，岩崎弥太郎创建长崎造船所，后发展为三菱重工。
可以说，学习文化和商业基因是日本明治维新能以政治方式、避免流血式的改朝换代革命，从而实现国家跨文明、跨时代转型的思想准备和社会基础。
这与中国社会的情况截然不同，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中国都会发生剧烈的水土不服，只能不断付诸暴力革命。
日本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的“学习成绩”收到了积极效果，在国际上也成功获得西方国家的接纳。
1894年，英国率先放弃在日本的治外法权并恢复日本的关税自主权，此后十多年间其他西方国家也纷纷跟进，日本一直追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解除被殖民威胁的目标终于实现。
一千多年前，日本虚心向中国学习，迅速拉近与中国的差距；
明治时代，日本热诚向西方学习，直到自己也成为列强；
二战后，日本被迫向美国学习，但日本超越强制性，又成为美国不可轻视的竞争者。
陆
中国领跑日本上千年，却在近代被反超，日本率先转型成为现代国家。
明治维新四十多年后，中国名义上走向共和，却仍未顺利到达社会转型的起点。
黄仁宇说：中国“自强运动”的失败在于缺乏社会基础的支持，中兴名臣们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功利思维，只想接受西方的科技，而不愿经过社会改革。
黄仁宇（1918-2000）美国哈佛大学学者
中日交往一千五百年，在一百二十六年前由甲午之战标志着全面进入对抗和竞争阶段。
今天中日并行仍在历史的延长线上，重新点触往事的勾连，搜寻历史的逻辑，希望能掠过无数表面化的抗争，透晰出彼此消长的成因。
写于2020.12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lzxmw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