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二年的寒冬，送别钱惟演以后，尧臣也到汴京去了，这一次去是为了应进士试。他做过三任主簿，但是还没有挣到一名进士，因此必须前去。从后代看，考进士不过是为的做官，做了官何必赴考呢?但是宋代人认为必须中进士，才算是正途出身，因此常有做官多年，还得准备应试的，尧臣也有这样的看法。
欧阳修在送别尧臣以后，曾有这样的诗句：
……诏书走东下，丞相忽南迁，送之伊水头，相顾泪潸潸。腊月相公去，君随赴春官，送君白马寺，独入上东门。故府谁同在，新年独未还，当时作此语，闻者已依然。
这一年考试中，尧臣失败了，集中有《西宫怨》一首：
汉宫中选时，天下谁与校，宠至莫言非，恩移难恃貌。一朝居别馆，悔妒何由效，买赋岂无金，其如君不乐。
他的表兄施伯侃同样也遭到失败，那时梅询正在并州任内，因此伯侃决定还是到梅询那里去。尧臣寄居汴京御桥，生活感到潦倒，在伯侃动身那天，只能作诗一首：
外兄施伯侃下第赴并门叔父招
共是干时者，同为失意人，言趋太原召，如慰宛陵亲。笳鼓听临塞，琴书未离身，别君无斗酒，当识士安贫。
考试失败，官没有丢，尧臣的德兴县令发表了。德兴县在江南西路，令当然是一县之长，可是宋代的官制非常紊乱，德兴县令用不到去德兴县，后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里，说尧臣以德兴县令知建德县，指出这一个事实。
洛阳还有一位朋友，这时也在东京，这是富弼，字彦国，河南人。尧臣做河阳主簿的时候，富弼签书河阳判官，欧阳修在《书怀感事》里曾经写到当时这些朋友：
……希深好风骨，迥出风尘间。师鲁心磊落，高谈羲与轩。子渐口若讷，诵书坐千言。彦国善饮酒，百盏颜未丹。几道事闲远，风流如谢安。子聪作参军，常跨破虎鞯。子野乃秃翁，戏弄时脱冠。次公次公，未详。才旷奇，王霸驰笔端。圣俞善吟哦，共嘲为阆仙。惟予号达老，醉必如张颠。……
尧臣和富弼相互钦佩，但是过往却不太密切。这时富弼在政治界中虽开始露出头角，还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尧臣的县令发表以后，富弼的绛州通判也发表了。尧臣在送别诗中，提到两人的处境：
彦国通判绛州
结交时未久，情亲心已照，氛埃外自遣，风月还同调。复与任浮沉，未尝趋近要，以此虽处贫，宁防俗者诮，今将辞我去，尽日来谈笑，穷巷敞茅茨，高言出廊庙。且作朱韨行，聊能发光耀，当亦就铜墨，远之江海徼。山郭寂无喧，云川不妨钓，所嗟胡越人，千里烦登眺。
从“穷巷敞茅茨，高言出廊庙”两句，可以看到这两位年轻人对于国事的关心。政海中虽然还没有滔天的风波，但是远天的乌云已经逐步积集，一场大风波就要来临了。
尧臣对于叽叽喳喳挑剔播弄的小人痛恨之至，他的心情也变了。在洛阳的时候，他是一位自由自在的少年诗人，现在却有些急躁，愤懑的辞句开始在诗篇里出现。他诅咒坏人，但是对于他们最后的失败，却没有感到任何的怀疑。
聚蚊
日落月复昏，飞蚊稍离隙，聚空雷殷殷，舞庭烟羃羃。蛛网徒尔施，螗斧讵能磔。猛蝎亦助恶，腹毒将施螫，不能有两翅，索索缘暗壁。贵人居大第，蛟绡围枕席，嗟尔居其中，宁夸觜如戟。忍哉傍穷困，曾未哀癯瘠，利吻竞相侵，饮血自求益。蝙蝠空翱翔，何尝为屏获，鸣蝉饱风露，亦不惭喙息。薨薨勿久恃，会有东方白。
“穷困”不是指一般人民，因为当时的梅尧臣，虽然对于人民有他的同情，但是还不可能深刻地体会人民的艰苦，他所指的只是和他同样的政治失败者，所以欧阳修只能这样安慰他：
……江南美山水，水木正秋明，自古佳丽地，能助诗人情。喧嚣不可久，片帆何时征?
尧臣的《余居御桥南夜闻祅鸟鸣效昌黎体》也是同一时期写出的。在这首诗里，他说道：
……尝忆楚乡有祅鸟，一身九首如赘疣，或时月暗过闾里，缓音低语若有求。小儿藏头妇灭火，闭门鸡犬不尔留。我问楚俗何苦尔，云是鬼车载鬼游，鬼车载鬼奚所及，抽人之筋载车辀。……
他的诗变了，这里看到的是诙诡、变幻。当然，正如他所说的，他是从韩愈学到的。有了这样的成就，当然和贾岛分路，“共嘲为阆仙”，这时已经成为陈迹了。
景祐元年三月间，谢绛在汴京担任开封府判官的工作，不久以后，他以度支判官、兵部员外郎的名义直集贤院。八月间又奉命为契丹生辰使。那时宋王朝和契丹是兄弟之国，每年互派生辰使、正旦使。谢绛因为父亲谢涛年老，请求另派，十月间改派杨偕。在谢绛请求改派的当中，尧臣知建德县的任务发表，八月，他向谢绛告别。别后有诗，提起“把酒非前夕，追欢忆去年”。他对于明道二年和谢绛在洛阳的欢聚，还是不胜惘然的。
尧臣从汴京到家，已是景祐元年的岁暮了，次年端午前后，才到建德上任。建德县属江南东路的池州，后代称为秋浦县，又改至德县，现代和邻县东流合并，称为东至县。尧臣虽然是第一次做知县官，但是以前做过三任主簿官，对于民情应当知道一些，可是他在桐城任上，还很年青，没有经验；在河南、河阳两任，他这主簿官是浮在上层的，饮酒赋诗，对于人民并没有实际的接触。到了建德，情况完全不同了，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因此他对于人民更接近、更了解。
到任之初，尧臣看到县衙门是一圈竹篱笆，东缺一角，西缺一方，破破烂烂的连破庙也不如。怀着满腹的不高兴，他和县吏们商量，准备筑一道土围墙，把县衙围起来。
“土质太松，办不到啊。”县吏说，“夏天雨水多，土墙一倒，就这样冲垮了。”
尧臣估计一下，这里面八成有诡。竹篱笆是向人民征收的，冬天修西边，春天修北边，就为县吏安下一个常年向人民敲诈的无底洞。筑围墙也许目前辛苦一些，可是辛苦一时，安静多年。他坚持要筑围墙，事情果然办通。他了解到事必躬亲，也了解到在县官和人民之间，还有县吏这一个中间阶层，必须注意。
建德是一个小县，事情是不多的，可是宋王朝中央政治斗争的喧轰，不断地传到这个丘陵区的县城。景祐三年四月间的一场大爆裂，终于把尧臣从他的书斋中喊醒了。
十一世纪初期封建王朝的政治斗争是没有多大原则性的，最初多半是由于私人间的摩擦。偶尔有人抓到一些较好的借口，便把这场斗争说得有声有色。万一这些人居然赢得胜利，把对方打下去，他们就上台了。上台的时候，依然也是拖亲带友，维持一个空场面。已经下台的一帮人，雄心不死，准备重新上台，而在台上的一帮人，人数多了，本来良的就不多，倒不是良莠不齐，实际上是分配无方，利害冲突，内部发生矛盾，于是再闹摩擦，把早先的情况，彻头重演。在这些人中间，我们也不能说他们统统一样，没有一个彼善于此，可是必须记清，好的也有一定的局限，因为他们还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不可能不受到阶级性的限制。
景祐三年(1036)政治斗争的根子，应当说从明道二年就伏下了。天圣元年(1023)，仁宗即位改元，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嫡母刘太后手里，天圣前后九年，明道前后二年，十一年之间，刘太后统治国家，仁宗是不敢过问的。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死了，朝廷中的政治斗争开始。只要指出某人曾经得到太后的重视，便成为他下台的张本。钱惟演的失势，其故即在于此。四月，仁宗和宰相吕夷简商议，认为枢密使张耆，枢密副使夏竦阿附太后，决定罢免二人，刷新朝政。
回宫以后，仁宗和郭皇后谈及。
“张耆、夏竦是阿附太后的，”郭皇后说，“可是夷简也不是没有阿附啊。要刷新朝政就得从吕夷简刷新起。”
四月间，刷新的命令下来了，吕夷简、张耆、夏竦同时罢免，这就种下了郭皇后和吕夷简二人之间的矛盾。十月，宰相张士逊因为不称职下台，重新起用吕夷简。仅仅过了两个月，皇帝宫中的家务闹开了。仁宗宫中尚美人、杨美人得宠，郭皇后气不过，一巴掌打过去，恰巧皇帝从中调解，巴掌打到皇帝颈子上，仁宗受不了这个闷气，和宰相吕夷简商议，决心要废郭后。夷简看到皇帝颈子上一道道的血印，极口赞成废后，第一个反对的是右司谏范仲淹，他认为这个主张必须停止，千万不能执行。可是皇帝已经决定了，吕夷简吩咐下来，谏官章疏，一概不受。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辅合计，率同谏官，共称皇后不当废。章疏传不进皇宫，怎么办?仲淹等准备进宫面奏。待到他们走到殿门的时候，殿门已经关上了。
道辅拍着殿门，大呼一声：“皇后被废，奈何不听台谏进言?”
事情已经闹到这样，皇帝吩咐谏官们到中书省公议。
道辅、仲淹率同一班谏官直到中书省，宰相吕夷简迎着大众坐下。
“人臣之于帝后，犹人子之于父母，父母不和，固宜谏止，奈何顺父出母?”道辅侃侃地说开了。谏官们也纷纷地提出质问。
夷简安详应答道：“废后自有故事。”
仲淹说：“相公不过引汉光武废后的故事，这是光武的错误，不值得学习的。自古只有昏君才废皇后，皇上是尧舜之主，可是相公偏偏劝皇帝学昏君，这是什么道理?”
话说僵了，夷简站起来拱着两手道：“诸位见到皇上的时候，再努力陈谏吧。”
斗争的形势已经揭开了，可是夷简是一位老练的封建官僚，他取得皇帝的同意，发表孔道辅知泰州，范仲淹知睦州的命令。皇帝的圣旨是违抗得的吗?他一边押道辅、仲淹从速赴任，一边指出台谏不得直扣宫门，惊动中外。
郭皇后废了，封为净妃，道号玉京沖妙仙师，景祐元年(1034)出居瑶华宫。尚美人也入道，杨美人安置别宅。这一年九月，立曹氏为皇后。皇宫里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朝廷之上，不久形成两派的对立。老练的吕夷简没有一定的原则，但是他有灵活的手腕，有升降予夺的大权，凭他自己的估计，一个人准能应付范仲淹这些人，何况他的背后，有撑腰的皇帝和一大群唯唯诺诺俯首听命的官僚。他的对立面孔道辅已经去世了，现在的领导人是范仲淹。范仲淹不是贬去睦州吗?可是我们必须了解，尽管仁宗竭力支持吕夷简，但是封建时代的皇帝，有他们心传的一套办法。他们决不让一派单独执政，造成一面倒的局势，以致危及他们自己的存在。景祐元年的十月，范仲淹又以天章阁待制的名义入汴，不久以后，他的权知开封府发表，形成汴京的另一派政治势力。
景祐三年(1036)五月，范仲淹向吕夷简进攻了。他认为夷简的为人，处处徇私，皇上必须知道用人迟速升降的规律，不能完全委托宰相。他画上一幅升官图，当着仁宗、夷简指出：“这样做是合法，这样做是不合法，这样是公，这样是私。”
夷简的内心进行打算，倘使人事调动，也有一定的规律，那么自己的升降予夺的大权在哪里，又凭什么去指挥那一班俯首听命的官僚?这一幅升官图，不是拆毁自己政治基础的蓝图是什么？
在斗争中，夷简指出仲淹的迂阔好进，有名无实。仲淹再进四论：(一)帝王好尚论，(二)选任贤能论，(三)近名论，(四)推委臣下论。尤其是第四篇，一直刺中夷简的要害。仁宗自称以大权委丞相，仲淹指出皇上只能：
……委以人臣之职，不委以人君之权。……若乃区别邪正，进退左右，操荣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权也，不可尽委于臣下矣。……当推委之际，擢十人，上从其九，是九分之恩出于下矣。如此则数年之间，左右前后，皆权臣之党也。若黜辱十人，上从其九，是九分之威出于下矣，如此则数年之间，中外远近无敢忤权臣者，故下之情不达而上之势孤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于求贤，亲选之时，无贤可用，则进退赏罚复归于下，虽有爵禄不足为上之恩，虽有诛罚不足为上之威矣。
仲淹有的是一套封建政治的理论，他指出仁宗必须自己掌握大权，不能把大权交给丞相。这是什么意思呢?夷简认为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仁宗在夷简的坚持之下，同时也认为群臣结为朋党，必然要威胁整个的统治机构。五月初九日，权知开封府范仲淹落职，知饶州。
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疏，认为仲淹论及大臣，重加贬黜，恐非太平之致，请收回成命。十四日余靖落职，监筠州酒税。太子中允、秘阁校勘尹洙上疏，自言仲淹既以朋党得罪，自己曾受仲淹论荐，请求连坐，十八日尹洙落职，监郢州酒税。
十天之内，范仲淹、余靖、尹洙相继贬斥，当时的台谏，负有进言之责，但是他们噤若寒蝉，一言不发，馆阁校勘欧阳修因为右司谏高若讷不但没有为范仲淹仗义执言，反而随声诋诮，给若讷去一封信，他说：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希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始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辩其无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秉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
欧阳修不是言官，因此他不得不责望若讷，这是正确的。若讷受不了欧阳修的责难，随即把原信缴给皇上，请求严加戒谕，免惑众听。二十一日，欧阳修落职，为夷陵县令，十三天之内，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相继落职，贬窜南方。仁宗正在不断地用诏书把他们这一群人凝固起来。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仲淹等四人，不肖指高若讷，更用诗歌的形式，把政治斗争的情况广泛流传。泗州通判陈恢上疏请根究作诗者之罪，不提防左司谏韩琦对陈恢又来一次弹劾，认为他越职希恩，必须严加贬黜以绝奸谀。战线越拉越长了，仁宗感到有些厌倦，一概不问，只得下诏严诫百官越职言事。光禄寺主簿苏舜钦上书，仍请皇帝纳谏，他说到“伏望陛下霈发德音，追寝前诏，勤于采纳，下及刍荛，求睹四海之安危，垂念朝廷之阙失”。
宋王朝中央政治斗争的呼声，不断地传到山区的县城。尧臣和尹洙、欧阳修都是洛阳的旧交。余靖虽不太熟，可是范仲淹是洛阳的旧交，在汴京和洛阳，都常来往，《宛陵文集》卷十五《闻富平公殂谢述哀感旧以助挽歌三首》之二：“京洛同逃酒，单袍跨马归。”他对于仲淹的抱负是熟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吕夷简和叔叔梅询是至交，尧臣对他也不陌生。假如当时确有朋党，尧臣应当站在哪一边呢?
在抉择方面，尧臣没有露出一瞬的迟疑，他认为仲淹的立场，完全为的国家大局，为的宋王朝的安危，仲淹和啄木鸟一样，啄去老树的蠹虫，不幸地却为园主人所摧毁。
彼鴷吟
断木喙虽长，不啄柏与松，松柏本坚直，中心无蠹虫。广庭木云美，不与松柏比，臃肿质性虚，朽蝎招猛觜。主人赫然怒，我爱尔何毁，弹射出穷山，群鸟亦相喜，啁啾弄好音，自谓得天理。哀哉彼禽，吻血徒为尔，鹰鹯不搏击，狐兔纵横起，况兹树腹怠，力去宜滨死。
尧臣对于腐朽的宋王朝，没有什么幻想，所以说“广庭木云美，不与松柏比”，既然臃肿腐朽，那么不啄去害虫，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吻血徒为尔”，指出彼之死，只是为的树木，在彼既死之后，树木也决然逃不了死亡的命运。“力去宜滨死”是指的树木之死。
尧臣对于仲淹的同情，不仅见于隐隐约约的《彼吟》，还有直陈所怀的三首诗：
闻欧阳永叔谪夷陵
昔在西都日，居常慷慨言，今婴明主怒，直雪谏臣冤。谪向蛮荆去，行当雾雨繁，黄牛三峡近，切莫听愁猿。
闻尹师鲁谪富水
朝见谏臣逐，暮章从谪官，附炎人所易，抱义尔惟难。宁作沉泥玉，无为媚渚兰，心知归有日，时向斗牛看。
寄饶州范待制
山水番君国，文章汉侍臣，古来中酒地，今见独醒人。坐啸安浮俗，谈诗接上宾，何由趋盛府，徒尔望清尘。
尧臣的态度非常鲜明，没有任何的隐讳，也不可能作任何的误解。这正是“梅诗”的特色，也是“宋诗”的特色。“宁作沉泥玉，无为媚渚兰”，正是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得到的诗句。尧臣自己远贬建德，何尝不是“沉泥玉”呢?景祐元年赴任建德的时候，他曾提到“无由恋中国，不久之南方”。二年，欧阳修探问他的动静，他只能说“君问我何为?但云思寡过”。尧臣胸中，也是满腹的牢骚，但是他有决心做“沉泥玉”，在这一点上，他和仲淹这一群人，是完全一致的。
最能道出尧臣内心世界的是他的《灵乌赋》。
乌之谓灵者何?噫，岂独是乌也夫。人之灵，大者贤，小者智；兽之灵，大者麟，小者驹；虫之灵，大者龙，小者龟；鸟之灵，大者凤，小者乌。贤不时而用，智给给兮为世所趋；麟不时而出，驹流汗兮扰扰于修途；龙不时而见，龟七十二钻兮宁自保其坚躯；凤不时而鸣，乌鵶鵶兮招唾骂于邑闾。乌兮，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凶不本于尔，尔又安能凶。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胡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龟自神而刳壳，驹负骏而死行，智鹜能而日役，体劬劬兮丧精。乌兮尔灵，吾今语汝，庶或汝听。结而舌兮钤尔喙，尔饮啄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
后面五句见到尧臣对于仲淹的关切。仲淹读到这篇赋以后，也作了一篇《灵乌赋》。他在赋中说：“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仲淹的赋，开始就是“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翔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徒悔焉而亡路。彼哑哑兮如诉，请臆对而心谕。”他承认自己是灵乌，也了解到因为告人吉凶，乌的前面正展开一条死亡的道路，但是他不因为这样而有所退缩，有所畏避。“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优优而大者乾乾，我乌也勤于母也自天，爱于主也自天，人有言也是然，人无言也是然。”
仲淹抱定决心，正和《离骚》的作者一样：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他把忠而不舍的精神，和骚人的九死不悔联系起来，这一切更引起尧臣的景慕。“古来中酒地，今见独醒人”，把仲淹提到不同一般人的高度。
从另一方面看，他把他们的政敌在《猛虎行》里给以具体的形象：
山木暮苍苍，风凄茆叶黄，有虎始离穴，熊罴安敢当。掉尾为旗纛，磨牙为剑铓，猛气吞赤豹，雄威蹑封狼，不贪犬与豕，不窥藩与墙，当途食人肉，所获乃堂堂。食人既我分，安得为不祥，麋鹿岂非命，其类宁不伤。满野设置网，竞以充圆方，而欲我无杀，奈何饥馁肠。
这是一首非常深刻的讽刺诗。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篇“吃人逻辑”的作品。从猛虎的眼光里，吃人是一件堂堂正正的事业。固然人对于吃人会有一些同类的伤感，但是麋鹿对于麋鹿还不是同样的悲伤，麋鹿既然可吃，人当然也是可吃的了。还有，人在满山满野都安排了罗网和陷阱，把猎获的动物作为平日的食品，偏偏要虎不吃人，那怎样来满足猛虎的饥肠呢?
中国诗里，讽刺一向是被容许的，在古代甚至还认为这是人民对于统治者进行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但是在传统的作品里，讽刺诗都写得很含蓄，很曲折，即使有时在剧烈冲突的当中，写得比较直率一些，但是像《猛虎行》这样辛辣的讽刺，把吃人逻辑写得这样血淋淋的，毕竟是非常罕见的。明代王世贞的《袁江流》以将近两千字的篇幅，对于严嵩、严世蕃父子进行辛酸苦辣的挞伐，确实是一篇名著，但是那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于坏人进行打击，而尧臣这一篇却是站在猛虎的立场上宣扬他的吃人逻辑，因此他的讽刺更深刻、更沉痛。
把吕夷简写成这样的猛虎，是不是恰当呢?应当说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夷简虽是居心深沉、没有原则的大官僚，为了保持个人的权威，对于任何人没有什么顾惜，他比猛虎还要毒辣，但是他并没有像《猛虎行》那样，正面提出吃人的主张。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故事看到。
明道初年，范仲淹为右司谏的时候，王随为参知政事。宰相吕夷简对王随不满意，对仲淹说起：“王参政近来带同师巫入宫，还有很多类似的事，真是不成话了!希文，你看是不是应当提一提?”
“关于王参政的事，仲淹不很熟悉，一时还不便提出。”仲淹说。
夷简看到仲淹不准备对于王随提出弹劾，唯恐事机泄露，事后他和王随闲谈反而说起：“日前范司谏对于师巫入宫一事，打算进行弹劾。夷简知道以后，把事情的曲折和他说明，现在算是结束了。”
王随很感激夷简的好意，可是对于仲淹却在无形之中提高了警惕。
又有一次，仲淹和夷简闲谈人物的当中，夷简和仲淹说：
“人才有的是，可是从我所见到的看，没有节行之士啊。”
“天下固有人，可是相公没有看到。”仲淹说，“相公把人才都看作没有节行的，那时有节行的也就不会给相公看到了。”
吕夷简不是猛虎，可是他有时却比猛虎来得更凶恶。我们读到《猛虎行》的时候，可能会希望尧臣写得更深刻一些。
对于统治者感到深沉的失望以后，必然会更进一步向人民靠拢，尧臣有过一些同情人民的作品，现在更靠近了。
田家
南山尝种豆，碎荚落风雨，空收一束萁，无物充煎釜。
陶者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尧臣对于国家的前途，感到栗栗危惧，但是自己在这深山的小县里，能做些什么呢?他不止一次地说到自己的立场。
巧妇
巧妇口流血，辛勤非一朝，莠荼时补，风雨畏漂摇。所托树枝弱，而嗟巢室翘，周公诚自感，聊复赋《鸱鸮》。
县 署 丛 竹
袅袅幽亭竹，团团自结丛，寒生绿樽上，影入翠屏中。陶柳应惭弱，潘花只竞红，方持雪霜操，不敢倚东风。
这两首诗都是用的比兴，在次年的诗中，他直接揭开：
古意
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刚，月缺魄易满，剑折铸复良。势利压山岳，难屈志士肠，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
在这首诗中，尧臣的立场，已经无可怀疑了，但是志士之肠，男儿之守，究竟是怎样呢?尧臣不可能提得更具体。他在《观博阳山火》这首诗里指出：
……青松心已烂，蔓草根未焦，小农候春锄，寒客失冬樵。谁知兼并子，平陆闲肥饶，不易天地意，长养非一朝。
他理解到贫农在耕地遭到掠夺以后，只能到深山里开荒，向森林边缘，蔓草丛生的场所去要粮食，他也知道平川肥饶的土地，都被剥削者掠夺者占有了。他感到不平，但是最后只是无力地说出“不易天地意，长养非一朝”。
同样地，他在次年到汴京去的途中，看到汴水暴涨，纤夫的痛苦，尽管有非常深刻的同情：
……输卒引繂兮蓬首裸体剧缧囚，赤日上煎兮胶津蹙气塞咽喉，胸荡肩挨同轭牛，足进复退不得休，竟持纸币挂庙陬，微风飘扬如喜收。
可是他的结论只是：
我今语神神听不，何不归海事阳侯，穹鱼大龟非尔俦，奚必区区此汴沟，惊愚骇俗得肴羞，去就当决何迟留。
尧臣指出人民的痛苦，但是他提不出解决痛苦的方法。他甚至认为这是天命，无法改变这种痛苦的命运，最多也只能吁请神道接受纤夫的恳求，给他们让出一条生存的道路。命运为什么不能改变呢?神道倘使不肯接受人的吁请，我们应当提出怎样的斗争的方法呢?尧臣没有能告诉我们。那么即使他真的“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刚”，这样的光辉和刚强究竟能起一些什么作用呢?尧臣受到时代和阶级的限制，无法作出有力的答复，我们也就无法苛求古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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