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社会流行一种一种恶习，贫苦人家刚刚生下的女婴往往都会被溺水而死，虽然朝廷一再禁止民间溺女，但始终不能杜绝。
说到这，很多人就会联想到那个时代封建思想很重，往往是重男轻女。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当时流行的风俗造成了这种现象，那就是重陪嫁。
嘉庆年间修的《绩溪县志》里说“贫者生女多不举”，贫乏人家现有人口都难以生存，再添女婴，生计就更不好维持了，只能忍痛淹毙。
抚养艰难是当时贫苦人家面临的一个难题，而且清朝社会重陪嫁，女儿到了婆家，没有像样的嫁妆，令人看不起，还要受公婆、妯娌、小姑的气，不破费办嫁妆也不行。与其到那时破产陪嫁，不如不要养活了。
这就是时人所说的“风俗奢靡，难以遣嫁”。光绪曾经颁发上谕令“嫁娶务从简”，也是看到婚姻破家与溺女的关系。
男子结亲更费财，为什么单单溺女呢？在这里封建的传统继承制和重男轻女的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传统社会家庭财产由男性子孙继承，每个家庭需要养活男性后人，再穷也要有个接香火的人。
而女儿是要嫁出去的，总是人家的人。因此对于家庭来说，女儿并不是必须有的，由此产生重男轻女思想。在生活困窘、养男养女只能取其一的时候，权衡轻重，就留男而弃女了。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溺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还有的家庭，头几胎生的是女孩，而家长们盼望早日抱儿孙，认为哺育女婴妨碍迅速受孕，于是立即处理掉女婴。这就是乾隆年间编修的《泾县志》所写的“泾俗贵男贱女”，“嗣艰者冀目前之速孕”。
溺女陋习的流行，使人口中女子少于男子。清季普查人口，据《清朝续文献通考》所载的北京、顺天府、吉林。黑龙江、直隶、山西、浙江、江西、四川、贵州等地的统计数字，男口均多于女口10%以上。
人口性别不平衡，关系到人类本身的发展，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在此之前，统治者已经感到溺女问题的严重性，一些地方官采取命令的办法，禁止民间溺女。
但是官方的禁止始终起不到作用，封建财产继承制度、租佃制度和赋税制度下人民贫困、贵男贱女观念，婚姻礼仪的奢华糜费，这些制度和风习不改变，溺女现象只能长期持续下去，它不是某一项法令能解决的，也不是靠激发天良能奏效的。
为此，官方也积极在各地设立育婴堂、六文会之类的救济机构，是从经济上资助贫穷人，以鼓励养育女婴。清代育婴机构的建立，较早的出现在扬州、北京、苏州、杭州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
育婴堂在各地的设立，无疑救活了一些弃婴，做了好事。但是各地的育婴堂受到经济来源不稳定的制约，难于一贯坚持，所以停停办办，甚至在一些地方昙花一现。即使在开办期间，它的有限经费，对于众多的贫困人家嗷嗷待哺的女婴来讲，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但是，育婴堂的出现无疑也是社会慈善事业的一种体现，对本无社会保障事业的传统社会而言，也是一种社会前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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