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词论大凡言及词作像诗人之词，大抵上都是意指词中有志，或者志重情微。尽管“诗言志”被历代诗学家奉为金科玉律，但最早的《诗三百》，并非都是言志的。风雅颂三者，风诗大致上言情而不言志。即便是汉代的乐府诗也并非全然言志。及至唐诗，言志成风。也是那样的风气，导致了言情的填词兴起。言情成为词的特征，一部《花间集》便是言情之集。后来的南唐二主、冯延巳君臣，皆因言情而填词。即便是后主的悼亡词作，亦是情，而非志。
有宋以降的诸多词家也都因言情而填词。被捧作豪放开山的苏东坡，除了“大江东去”发了一通空洞的感慨，即便“千里共婵娟”也是言情之作。真正在词中言志的，当自贺铸《六州歌头》的“少年侠气”始。但这不要说在北宋词家之中，即便在贺铸本人的填词也是例外之作，并非主流。
南宋辛弃疾的横空出世，不是填词艺术发展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而是从中突然生发的一个旁枝。究其原委，与其说是被北敌入侵刺激出来的，不如说是因为辛弃疾本身的气质禀赋而生发出来的。同样颇具抗金豪情者如陈亮、刘过、刘克庄诸子，其填词成就与辛弃疾就相差不止以道里计。因此，南宋词家的豪情言志，也就辛弃疾最为出色，其他所谓的辛派词人，成就平平。顺便说一句，诗言志，词言情，在李清照可是泾渭分明。易安之诗皆言志，易安填词只言情。
南宋两安，无论是李易安还是辛幼安，在文学成就上全都不是有争议的人物。尽管两者的人生都很坎坷。倘若硬以婉约豪放区分，那么南宋词家当中，婉约者流，李易安是孤峰独立；豪放者流，辛幼安也是孤峰独立。两家皆无比肩而立者。这与其说是词至南宋式微，不如说是情至南宋苍然。这样的苍老，在李易安词是呈现为书法艺术枯笔般的苍劲，在辛幼安词则呈现为壮志难酬的悲切。
从辛稼轩的生平和著述来看，此君并非南宋池中物，而是三国赤壁风云中相类于周郎那样的将帅大材。两篇策论，《美芹十论》、《九议》，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端的是周瑜再世，谢安当年。稼轩的生不逢时在于，庙小和尚大。南宋历代皇帝皆非曹操、孙权之辈，而是庸庸碌碌的赵家皇帝。雄才不幸遇上庸主，命运在如此这般的碰撞之中，将稼轩的济世雄心碰得粉碎，从而很意外地撞击出了独领风骚的稼轩长短句。
世人也许会对一个看上去很不对称的现象深感疑惑，何以胸有大志的稼轩钟情于填词而鲜有诗作？相反，无力报国的陆游却以诗言志而少有词作？答案其实很简单：陆游了无稼轩那样的周瑜、谢安之才，只能以写诗言志来代偿他那颗忠君报国之心。稼轩却怀有将帅大才而无以如愿以偿，所以惟有将壮志难酬的无奈倾注于填词。稼轩之志或者付诸沙场，或者诉诸策论，根本没必要再以诗言志了。
由此，又可以发现词为情物的另一个涵义：有人情味的词人才能写出好词。稼轩有人情味，所以秉性再豪气，写出来的词也风度翩翩。岳飞高喊“朝天阙”以示忠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样的词句在稼轩是断断乎有所不为的。岳飞者，武夫耳，绝非周瑜、谢安之辈。
辛词从不伧俗，而是从豪气之中透着高贵。且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为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
对比岳飞的“怒发冲冠”，稼轩是“醉里挑灯看剑”；一者是李逵式的粗放，一者是周郎般的潇洒，真是俗雅分明。岳飞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可以说豪情万丈，也可以说霸气十足；这在稼轩却不过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而已，谦卑，洒脱。可见，能够作诗填词不等于说就不是草莽。教养的深浅有时就体现于人情味的有无。
因为稼轩有“醉里挑灯看剑”的潇洒，所以会有《摸鱼儿》中那番“更能消、几番风雨”的惆怅：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惟壮志难酬者方知“闲愁最苦”之苦，才会感叹春归之匆匆、“天涯芳草无归路”，才于填词之际反观自己词作写得再好又如何的无奈：“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因有浩瀚的心胸填底，故而用笔再轻，愁绪也深，“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在辛词之中，这种愁绪被抒写到极致的，无疑当推那首《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青玉案·元夕
很奇怪张炎在《词源》里说到“一段意思，全在结句”之际例举诸多词作时，竟然会不提稼轩的这首绝唱。该词可说是最典型的结句出彩名作。无穷的落寞，无尽的愁绪，几乎都在最后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中道出了。上阕极写节日里的繁华热闹，下阕开始悄悄转暗趋冷，以一句“笑语盈盈暗香去”轻轻过渡，猛然折入令人拍案叫绝的结句。王国维将此结句作为人生三境之中的第三境，显然是很有眼光的。尽管王氏仅在洗尽铅华的意义上论之，但也已然慧眼独具了。要进一步领略稼轩此句，须对照易安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方才得其深意，知其心绪。用稼轩自己的词语来解说便是：而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填词填到这个份上，不要说岳飞，即便是陆游，或者陈亮、刘过、刘克庄，或者姜蘷、梦窗、玉田，皆只能望洋兴叹。南宋诸多词家，能与幼安比肩而立者，惟易安耳。
相对于豪情、无奈，稼轩更具人情味的词作，当是诸多言情小令。比如《祝英台近·晚春》：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凭谁劝、啼莺声住。
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
很难想象“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辛稼轩，会有“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但又恰好正是如此的英雄柔肠，才见出属人的本色。当年罗马的首席英豪乃是叱咤风云的恺撒，而恺撒又是罗马时代政治领袖当中最具柔情的巨人。没有柔情的英雄，好比锈迹斑斑而了无光泽的刀剑。所谓英雄本色，就本色在一腔柔情。此处的“怕上层楼”，并非不敢登高，而是生怕风雨引起愁肠。顺便再说一下，后来宋末词家诸如梦窗、玉田，也跟着在词作中没完没了地怕登高登楼，并非是春带愁来的缘故，而是怕见飞花、怕听啼鹃的自恋自怜。不过，话说回来，怕登高楼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史地标。倘若说，北宋词作的特征是独上高楼，那么南宋词作的标记就是怕登高楼。北宋词的意气风发，南宋词的悲云惨雾，由此亦可见一斑。尽管稼轩的怕上层楼是不想柔肠寸断，而梦窗、玉田的怕登高楼是自卑自恋。曾有人说，稼轩的柔情词作有如小晏、秦观，此言倒是不虚。比如，这首《鹧鸪天》颇具小晏之矜持：
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
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阑干不自由。
而这首《一剪梅》分明是少游情重：
记得同烧此夜香，人在回廊，月在回廊。而今独自捱昏黄，行也思量，坐也思量。
锦字都来三两行，千断人肠，万断人肠。雁儿何处是仙乡？来也恓惶，去也恓惶。
比起少游的曲径通幽，稼轩虽然辗转反侧，遣词造句却干脆利落。毕竟是鹤立鸡群的人中翘楚，即便言情，也是光风霁月般的磊落坦荡。
这般性情，同样不经意地流露在一些闲词之中。尤其见诸《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醉得可爱，推松推得可爱，始觉古人书全无是处更是觉得可爱。倘若读书人不能从书中觉出，那么只能被书闷死。稼轩的豪气，岳飞不能及；稼轩的悟性，朱熹无以望其项背。稼轩幸好与朱熹无多深交，否则历史上会留下一段觉人与闷人交锋、最后割席的趣案。
其实，稼轩与腐儒截然相悖的本性，也曾在词中有所流露，比如：“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稼轩的有生之年不仅不得志，也难得知音。所以填词填到后来也只能沉重地感叹一声：“知我者，二三子。”那样的孤寂，也有稼轩的词作为证，《卜算子》：
修竹翠罗寒，迟日江山暮。幽径无人独自芳，此恨知无数。
只共梅花语，懒逐游丝去。著意寻春不肯香，香在无寻处。
倘若比较一下陆游的相同词牌之作，稼轩在这首《卜算子》中的自我写照，会更见出其不同流俗之处。这是陆游的《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仅一句“迟日江山暮”与“寂寞开无主”，已然高下立判。一者是孤寂在天地间的暮色里，一者竟然是因为无主而寂寞。因此，一者相伴的是修竹，一者相邻的是断桥，犹如没了主心骨，又仿佛断了脊梁骨。稼轩感叹的是“只共梅花语，懒逐游丝去”，一派独立不羁的孤傲；而陆游计较的却是“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一副遭人妒嫉而顾影自怜的可怜相。因此，稼轩的性情犹如“香在无寻处”，陆游的哀怨最后归结于“只有香如故”的表白。由此可见，词作的高下，首先不在于文字功底，而在于人的心胸和气度。这在自画像中如此，在寓情之作中更如此。
先看陆游的《钗头凤》：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钗头凤·红酥手
整个一副小可怜的嗟伤，并且将全部的过错都怪到他人头上，叫作“东风恶”，而不自我反省一下何以“欢情薄”，不自我忏悔一下为何非得奉命休妻！难怪被休的唐琬见了会断然回复道：“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这潜台词显然是陆郎并非无辜，还装模作样个什么“锦书难托”呢？
对照陆郎在情爱面前的这副窝囊相，稼轩乃堂堂七尺男儿的有情有义。《临江仙》：
手拈黄花无意绪，等闲行尽回廊。卷帘芳桂散余香。枯荷难睡鸭，疏雨暗池塘。
忆得旧时携手处，如今水远山长。罗巾浥泪别残妆。旧欢新梦里，闲处却思量。
旧时携手，水远山长，并且是一有空就会想起，“闲处却思量”。爱得真诚且坦荡，不会装模作样地“锦书难托”，而是坦然相告：旧欢新梦，闲时思量。
稼轩以降，辛词不再。与其说是宋词没有那样的运气，不如说是南宋再也没有那样的人物了。好比周瑜、谢安一样，稼轩也是不世出的。看看这样的词作，怎么可能还会有第二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既具周瑜的英气勃勃，谢安的从容大度，又有柳永的独立不羁，苏轼的轻淡疏阔。“无人会，登临意”，并且当年也没有什么红巾翠袖，能够配得上这样一位英雄。孤寂呀，你的名字是稼轩。
在稼轩当年诸友之中，陈亮算是最为亲近的。且看陈作《贺新郎·酬辛幼安再用韵见寄》：
离乱从头说，爱吾民、金缯不爱，蔓藤累葛。壮气尽消人脆好，冠盖阴山观雪。亏杀我、一星星发！涕出女吴成倒转，问鲁为齐弱何年月？丘也幸，由之瑟。
斩新换出旗麾别，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这话欛、只成痴绝！天地洪炉谁扇鞴？算于中、安得长坚铁！淝水破，关东裂。
真是满腹经纶，一腔糊涂。且不说将一首寄词写得如此晦涩，了无意趣；即便是所要表达的意思，也是酸腐，又荒唐。离乱竟然要从头说起，追溯到齐鲁当年。并且还没有弄清楚为何齐强鲁弱。那可是儒家的千年困惑，尽管答案早就写在史书里，鲁国尊尊亲亲，齐国重用能人。至于孔丘、子路的典故，更是用得莫名其妙。谁是孔丘？谁是子路？该词用典比较靠谱的，是最后提及谢安当年的淝水之战，但又不知那是在哀叹幼安不是谢安呢，还是感慨幼安即便如谢安也无法一展抱负？陈亮在另一首词《水调歌头》里也是一面乱掉书袋，一面呓语连连：“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就算没有本事梦里挑灯看剑，也不必梦回吹尧连舜还要外加禹封。词乃情物，最忌论道说理。更不用说即便是道理，也说得离谱。半部论语治天下已然牛皮哄哄，把上古圣贤拉来抗敌更是荒唐？就算权作壮胆，也该学学东坡“大江东去”，想想曹操、孙权，或者周瑜、鲁肃才是，怎么会忽悠到孔丘、子路头上去了呢？这么迂腐的一个儒生，怎么治国，如何抗金？
稼轩以降，宋词庶几已成绝响。所谓的辛派词人，拉拉队而已。所谓爱国，可以是一伙一伙的，但词家却只能是一个一个的。辛弃疾只有一个，但所谓的爱国词人却是一伙。说得彻底点，文人写爱国词，还不如战地护士可爱。更何况那些个爱国词作甚或诗作当中，还不乏儒里儒气的酸腐。比如“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前面已经“死去元知万事空”，还要个什么“告乃翁”呢？事实上，其时，真的能够北定中原的，也并非什么王师，而是岳飞的岳家军，但岳飞岳家军刚好就是被皇帝赵构给灭了的抗金主将和主力。还期盼个什么王师呢？不会是盼给赵家皇帝看的吧？再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了就什么都消逝了，所谓的爱国难道就是以这样的身后名支撑的么？南宋的那些腐儒也不想想，当年的孔丘就因为不爱殷商之国，而爱灭了殷商的周室周公，所以才成了孔丘，所以才被后人莫名奉为素王捧作圣人。还念叨个什么“丘也幸，由之瑟”？腐儒须知，孔丘再糊涂，也不会干出抱着武庚跳海自杀的事。倘若说，殷商遗民最后成为周室忠臣的故事不无喜剧性，那么宋儒的故事更是一幕接一幕的喜剧，直到最后一幕抱着小皇帝跳海。崖山之后有没有中国另当别论，但崖山之后不再有宋词却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不要说崖山之后，稼轩之后就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宋词可读了。就此而言，辛弃疾者，宋词之崖山也。确实如此，无人会，登临意。南宋当时无人会，后世千年亦无人会。
纵览宋词，精彩纷呈。与宋词相近的同时代艺术，与其说是有宋的文章、绘画、音乐、建筑，不如说是宋瓷。正如唐三彩庶几对应着唐诗的富丽堂皇，简约精美的宋瓷，尤其汝窑瓷器，与风流倜傥的宋词交相辉映。宋瓷的素朴、精致、淡雅、高贵、甚至雍容大度，皆可与宋词互喻互证。
倘若宋词有何奥义可言的话，那么可以简括为：词乃情物。言情，是填词的主旨所在。词作雅俗优劣的首要标准在于情的虚实浅深。情盛则美，情枯则败。北宋之词，情盛，所以有如水草丰茂，欣欣向荣。南宋之词以“两安”亦即易安、幼安之情为盛，两安之后，日渐枯萎。
令人扼腕的悲凉在于，千年来的读词论词，皆不以情为意，皆无视词乃情物的基本事实。不仅贬低男女之情，同样蔑视人之常情，蔑视亲情、人情。不以人情味的有无作为衡量词作优劣的准则，而以词中有志有功名心来褒扬词家。正是基于这种千年不变的传统因袭标准，词论词话家们一律地看低《花间集》的言情，一律地将李后主词作划分为前期言情与后期诉哀，从而扬其哀而贬其情。也是那样的轻情重志标准，致使后人一再力捧苏东坡的“大江东去”，不太把其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当回事。更是那样的不以情为然的标准，致使后世贬低柳词，仰慕小晏。出自同样的原因，世人激赏辛词之际，却鲜有提及稼轩的人情味。真可谓即便是词家有情，读词亦无情，论词浑不以情为然。
明白了词为情物的审美标高，便可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最致命的缺憾在于，忽视词的言情品质。词作的高贵与否，不在于所谓的境界，而在于人情味的有无，在于情爱的深浅。所谓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界分，其实应该是有情之境、无情之境的区别。填词虽然是语言的艺术，却并非只是语辞的技艺，而更是人情的流露，情爱的吟咏，以及由此呈现的生命品质，诸如人的尊严、人因尊严而具有的高贵。
王国维在美学上深知中国文化传统之于无功利审美的重大阙如，却在《人间词话》中无法以情话词。因为词乃情物不仅是对千年词论的审美挑战，也是对整个传统诗学的文化颠覆。刘勰的《文心雕龙》之龙，始终像一座大山似的，压在历代诗论以及后来的词论头上。那条龙便是理学家所谓的文以载道。以诗论词话为主体的中国诗学，始终信奉文以载道。所谓诗以言志，所谓苏辛豪放派开拓了填词的境界云云，骨子里都是文以载道。或者说，以道为美，以那条龙为美。中国的诗学史，是一部舞龙载道的历史。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则是想要摆脱这历史、却又为这历史所困的挣扎。
文心，不是用作雕龙的，而是文人墨客借此倾诉情爱的挚爱之心，借此抒发胸臆的悲悯之心。有我无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情无情，有爱无爱，有尊严无尊严，有悲悯无悲悯。后主前期词作有情有爱，后期词作有尊严有悲悯，故而前期后期，等量齐观。小晏的“梦后楼台高锁”为何及不上冯延巳的“独立小桥风满袖”？就因为这两幅自画像所呈示的人的风度有异。高锁楼台的小晏太过自闭自恋，小桥独立的冯延巳潇洒自若。世家子弟小晏，心中有龙，权贵之龙；位居宰相高位的冯延巳，却心中无龙，从而得以将生命迎风打开，宛如孔雀开屏般的美丽。
同样道理，苏轼的“千里共婵娟”要比“大江东去”更具词的风韵。因为前者有人情味，而后者却仅止于空洞的念想。苏轼不擅官场游刃，所以心中龙影轻浅；及至贬谪，身心解放，摆脱了龙的阴影，终得“一蓑烟雨任平生”了。这在柳永则是以白衣卿相自居，放浪江湖，无意间除却心龙，自由自在地“一番洗清秋”。苏轼之于柳永的词作连同柳永的潇洒人生，与其说是嫉妒，不如说是羡慕。自由，在苏轼只是向往，在柳永已然在其中。正是这样的区别，决定了柳词与苏词的高低。
可见，王国维那条辫子，实在是太有象征性了。与其说是象征着遗老，不如说是象征着心中之龙尚未尽除。所以观堂无法与柳七相通，无法与清真友善。观堂读出了后主的悲悯，却读不出柳永的独立不羁，读不出周邦彦的知世而善良、知人而多情。但即便如此，能够读出后主的悲悯就已经有了词话的审美标高，从而足以睥睨千年词论词话的种种龙言龙语。
王国维的境界说源自《沧浪诗话》的妙悟说。深受禅宗熏陶的严羽，显然不认同《文心雕龙》的雕龙说，理学家的文以载道说，从而以“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妙悟，作为审美追求。由此，王国维再跨前一步，由妙悟说而至境界说。“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一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又一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则更是一境。倘若仅从填词技巧而言，好像有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的意思；但关键在于，填词并非修炼，更不是攀比境界，而是性情的自然生发。情在词在，而已。如果把填词当作修炼，借此境界，那么在除却心中之龙之际，会无意间有凤来仪。龙不可有，凤亦不可求。求凤有如求长生不老、求得道成仙，皆是著相。妙悟所悟者，其实不是什么境界，而是审美的自由。填词绝非“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恰好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从而让性情和心境自由飞翔。
得自禅宗的妙悟，一旦理解成了境界，等于将妙悟还给了禅宗。生命的修炼，当然不是重情的，不是填词的，而是趋于无言、趋于无台的；但填词却并非追求无言或无台，而恰好是追求有言并且还要有台，言是言情，台是审美。因此，所谓境界，其实非常简单，有龙无境，无龙有境。在眼观之境、身临之境、身心俱境三境之中，有无心龙乃境界高低之关键。心中有龙，审美的自由就会受到束缚。心中无龙，自由的审美才得以放飞。南唐君臣李煜和冯延巳，心中无龙，故而其词作人情味十足。北宋词家大晏小晏，心中有龙：大晏心中有大龙，小晏心中有小龙，故而大晏词作官气浓重，小晏词作过于矜持。相比之下，柳永心中无龙，故而柳词如风，独立不羁而又深情款款。活得自由，爱得亮丽。龙，象征着权力以及为权力的儒家道德伦理。刘勰的《文心雕龙》雕到最后雕出的就是这么一条龙。
由此可见辛弃疾的难得。身负周瑜、谢安之才，豪气冲天，却又谦卑温婉，自号稼轩。由此更可见，南宋的所谓爱国词人，无论是岳飞还是陈亮者流，为赵宋王朝哭天抢地、捶胸顿足的可悲可怜。宋词在那样的哭闹之中，悄然终结。惟剩数峰清苦，惟剩可怜兮兮的遗民，深掩重门，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相对于唐诗的长河落日，宋词是风情万种。词已逝，情犹在。自南唐以降至宋词，已矣。然词中之情之景却依然如故。依然是“晚晴寒透”，依然是“杨柳岸，晓风残月”，依然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此乃词为情物的最终一层涵义：词，转瞬即逝；情，却亘古永在。情在词在，词因情而长存。“大江东去”的稚语如今只能付之一笑，但“纵然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的孤寂无告，却始终在世人心头萦回。功名如云，情如风。风，是常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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