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奥斯卡金像奖最大的新闻不是奖项花落谁家，而是大会在筹备过程中步步为营和动辄得咎，那受困、遭围攻的心态（siege mentality）跃然纸上。结果，今年的奥斯卡甚至连负责插科打诨的司仪也欠奉，生怕会做错什么或得罪何人。“Let’s get it over with”，赶快做完，然后把它忘记，就是本届奥斯卡的主题和潜台词。
对奥斯卡的主办机构，这是它“应得的甜品”（just desserts，应有此报之意）。对还把奥斯卡当回事的全球传媒，这是当头棒喝；也提醒我们，一切有关这宗国际新闻的报道，都是不成比例的小题大作，英文所谓“a fuss about nothing”。
众所周知，奥斯卡金像奖由美国影艺学院（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会员以不记名方式投票选出。换言之，奖项各范畴所谓的最佳，反映的不过是6千多名电影从业者的喜恶、品味和偏见。如此缺乏代表性的小圈子选举的结果，比起反映民意的票房，或者展现电影艺术标准的评论界共识（critical consensus），为何更值得重视？
美国的电影业全球最发达，从业者逾30万，却只有不足7000人获邀加入影艺学院这门禁森严的“自己人俱乐部”。什么人得到“宠召”，什么人被拒诸门外，按照什么标准，学院从未公布或解释。
说穿了，奥斯卡金像奖不过是美国电影业又一引人注意的“宣传奇招”（publicity stunt），跟好莱坞电影的特技没有多大分别。好莱坞电影是娱乐大众的商品，在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却忽然变成改变世界的伟大艺术。这种“太把自己当回事”（taking itself too seriously）的自吹自擂，竟然成为全球瞩目的盛事，得归功于世界媒体的通力合作。
不管是事前无孔不入的造势、直播颁奖典礼，抑或是事后铺天盖地的跟进，已成大小媒体的习惯性、随大溜和赶时髦的“指定动作”。你必须这样做，因为人人都这样做。这是人类随波逐流的惰性，也是传媒盲从附和的羊群心理。
好莱坞的电影是商品，它的首要功能是娱乐大众，最终目的是从昂贵的投资取得丰厚回报。早在1935年，祖籍德国的艺术心理学家安海姆（Rudolph Arnheim）已经指出，电影是要有人投资、生产、卖钱和盈利的经济商品。评论人不要装出热爱艺术的样子，自我陶醉地以为自己在讨论言志、自主的艺术作品。这是典型的“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这一点，奥斯卡自己其实心里有数。它在今年本想增设一个奖项，颁给最受观众欢迎的商业大片（blockbuster）。这是对电影商业价值的迟来的重视，本来就是好莱坞本色，最终却因舆论与网民批评而未能成事。难怪影艺学院主席庇利（John Bailey）在颁奖典礼后跟记者说到此事，仍然心有戚戚焉。
当然，商业和艺术不一定互相排斥。可是，每当有史上最佳电影的选择，名列前茅的都是《迷魂记》、《大国民》、《东京物语》和《摩登时代》这些老片，是否表示电影艺术发展裹足不前？本身是著名编剧的美国作家维达尔（Gore Vidal）说过，电影是村夫农妇的艺术（Movies are the art of the illiterate）。今日超级英雄片当道，这句话更有意思。
1989年公映的《为黛西小姐开车》获奥斯卡四项大奖。（资料图/图）
今年的最佳电影《绿皮书》（Green Book）毫无新意，不过是1989年公映的《为黛西小姐开车》（Driving Miss Daisy，或译《温馨接送情》）的老调重弹。但奥斯卡对这类贩卖种族和解的梦幻总是情有独钟，30年前让一套讲白人富太与黑人司机友谊的电影夺魁，今年又让讲黑人音乐家与白人老粗司机友谊的电影成为大赢家。这套电影不得影评人欢心，投票给它的导演斯皮尔伯格为它辩护，说“只有观众喜欢这套电影，但已经足够”。
众望所归的最佳电影是《罗马》（Roma）。它落选与艺术无关，而是因为它是网飞（Netflix）提供的“串流”（streaming）影片。串流绕过电影的一贯销售渠道（戏院），是对传统电影业的严峻挑战，也可能是致命一击。奥斯卡既是传统电影业的“啦啦队大队长”（Cheerleader-in-Chief），自然不会在最重要的奖项上“敌我不分”。
在传统电影业饱受冲击的今日，奥斯卡要做传统的捍卫者，还是改革的推动者? 观乎它今年的寻寻觅觅、进退失据和厚此薄彼，它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解决自己的身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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