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有一个叫俞仲良的人，有一天从外面回家，发现有小偷正在偷他们家的锡灯盏。俞仲良有意回避，等到小偷走了才进门。后来家人将家中失窃这件事告诉了他，他说：“这东西时间长了不成用了，我已经让锡匠重新加工了一只。”后来他果真重新买了一只，并且始终没有告诉家人真相。还有一次他家中宴客，客人中一个家境不好的，喝完了酒，把银酒杯笼在袖子中捎走了。俞仲良的妻子从屏风后发现了，将丈夫叫过去告诉了他，让他对客人进行搜身。他笑着说：“昨天晚上我已经毁了银酒杯中的一只，你恐怕是看走了眼吧？”
与俞仲良属于同一朝代的都穆，对俞仲良处理这两件事情的方式方法无疑是十分欣赏的，对于他的为人也是高度肯定的，这从他在《都公谈篡》里这样一句话可以看出：“俞司寇父仲良，素宽厚长者。”——他可是将其作为宽厚长者的典型来歌颂的。但是，在我看来，俞仲良的宽厚已经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属于无原则的宽厚，其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所以，不仅不值得欣赏和肯定，而且应该进行反思。
这里所讲的第一个故事中，俞仲良对那位偷盗锡灯盏的小偷采取不闻不问有意回避的态度，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偷盗之人有因为饥寒所迫不得不为的，但也有好逸恶劳贪图享乐的。而这位偷盗锡灯盏的小偷属于哪一种情况呢？在不了解基本情况的背景下，听任其所作所为，是不是一种纵容？纵容是不是有可能让更多的家庭蒙受类似的损失？而第二个故事里的偷盗之人虽然有家庭贫困这类客观原因，可单单是你睁只眼、闭只眼，让他捎走了一只银酒杯，他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吗？不能，是不是日后他还会继续这样做？并且因为这次的成功而信心大增，更多地偷盗？更多的偷盗，最终可能的结果又是什么？即便是对他本人来说也未必是好事吧？因为我们知道，“常在江边走难免不湿脚”，一旦“湿脚”，是不是可能意味着牢狱之灾之类的？
对于“惯偷”之人来说，惩罚都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他们收手，让家庭安宁、社会稳定；对于贫寒之人偶一为之的偷盗来说，及时发现与制止，则可以避免他们滑向“惯偷”——职业性偷盗。当然，对于他们到底采取什么样的处置方法，又是有讲究的，是有绝情和人性之分的。比如说，对于前者，既可以选择扭送官府法办，也可以鉴于事件的性质并非十分恶劣，可以选择教育和警告；对于后者，可以当面揭露，让他大丢弃其脸，也可以选择个别地与之进行交流和沟通，努力弄清原委，在可能的情况予以必要的帮助——可以是物质上对他接济，也可以是给他介绍工作等等。
做人应该宽厚，但是做人又应该有原则、有底线，，也可以说“滥好人”不是宽厚，而是糊涂，并且是可能害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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