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浪漫#新疆地名命名规律之今地名与历史地名的关系——新疆地名形成的过程
（一）绿洲“城郭诸国’时期的地名
从近一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地下出土文物和考古学的成就可以得出结论。最迟从人类的新石器时代起，天山以北、伊犁河谷和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州就有原始人在生息繁衍。而且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正史）可以知道。约在纪元前几百年至纪元一世纪。天山之北有以匈奴贵族为统治阶级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上居住着“ 城郭诸国“的居民；在塔里木盆地的东南侧，又有羌人、藏人居住。原在今甘肃敦煌一带的塞人（Saka）被大月氏所逐西迁到天山之北的伊犁河谷至巴尔喀什湖一带，如《广弘明集》卷七引《汉书.西域传》云：”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约在纪元前三世纪末，大月氏被匈奴人所破西迁至伊犁河谷，后又被受匈奴支持的乌孙人所逐再度西迁，征服了巴克特利亚（Bactria），亦即汉文史籍里的大夏。所以。纪元前三、二世纪这一段时间的民族迁徙是频繁的。迁移的途径，离不开沿着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即所谓经若羌、于阗的南道和经车师、焉耆的北道，也有可能有经天山山麓的另一条途径。总之。这种迁移，在天山南北的广袤地域留下了深深的人种、民族、语言变异的痕迹。大月氏人就是吐火罗人。这已为中外大部分学者所确认。那么在大月氏人迁徙的过程中。又有不少留居于塔里木盆地的绿州，人们又把这部分人称为小月氏。又如在伊到河谷“ 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等等。这一时期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民丰一带发现的佉卢文字所表示的语言是Prakrit语；和田以东又有一种原始的藏语；和田以东到疏勒、巴楚一带有属于印欧语系的东伊兰语；焉耆、库车则有属于印欧语系的另一种语言，现在一般称为焉耆——龟兹语。
至西汉武帝时。由于汉武帝治理西域宏图大略，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就有可能在《史记》和两《汉书》里对西域的政区有一个明确的记载。《后汉书》记载：“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衮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实际上，《汉书》上所列的地名只有五十三个。这里、我们仅以起初的三十六国为例，来说明新疆地名的沿革起始。对这三十六个名称，荀悦的《汉纪》里曾有专门的列示，但与《汉书·西域传》里的名称在字形上又有出入。清人徐松经过一番细致的考证，在他的著作《汉书西域传补注》里再次列出了这三十六个名称。近代各类辞书都是采用徐松说的。徐松所列出的是：若羌、楼兰（后改为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乌秅（音chà）、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难兜、大宛、桃槐、休循、捐毒、莎车、疏勒、尉头、姑墨、温宿、龟兹、尉犁、危须、焉耆、姑师、墨山、劫、狐胡、渠犁、乌垒。这三十六个名称既是政权名称，既是政权名称，又是地名。它们的方位，除了极个别的外，绝大部分在今敦煌以西，葱岭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魏、晋以后，由于大政权不断地兼并小政权，一部分地名就少见于史籍。时至今日。还有十个名称是作为今天的县名的，它们是：若羌、鄯善、且末、于田、皮山、莎车、疏勒、温宿、尉犁、焉耆。
以上这些地名，追其源流，大体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来自部落、部族的名称，一部分来自城池的名称或本来就是一个小地方的名称。若举例说明，属于部落或部族名称的，如婼羌，就因为在今新疆、青海、西藏三省区交界处古时有羌、藏人游牧，所以名曰婼羌。《御览》引《说文》：“羌，西婼羌戎牧羊人。从人牧羊”。又如于阗，是Yüdün的译音。而Yüdün是一个古和田部族或人们共同体的名称。后来汉文史籍翻译的尉迟姓氏的尉迟二字也是来自Yüdün这个名称的。又如疏勒（Suli）。是古代栗特人自己的另一种称呼。来源于城池。山名、海名的，如焉耆可能就是员渠的另一种译音；温宿可能是Uq山的译音；楼兰可能来自牢兰（罗布泊古名)等等。
除以上举例的古地名外。今天继续使用的古地名还有伽师、轮合、伊吾。本文在前面已经综述过， 产生于绿州“城郭诸国”时期的地名的语言以及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与后来的情况截然不同。在新疆历史上。可以说这就是突厥化以前的地名情况。
（二）突豚化以后的地名
纪元五世纪后期，天山之北、阿勒泰山之南有突厥人兴起。天山东部也有操突厥语的铁勒人的活动足迹。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曾推断，两汉时期的姑师、车师可能是敕勒、铁勒的同音异译。到隋、唐时期，西突厥汗国曾（552-657）统治过整个的西城。这就使西域的民族、语言发生了新的变化。原先讲羌、藏语言或印欧语系语言的民族。他们的母语逐渐被突厥语所代誉，他们的民族也逐渐融合于操突厥语言的各族中。这就是新疆历史上的人种、民族或部族突厥化的过程。这种过程，到纪元八四〇年建于漠北的回鹘汗国灭亡，回鹘人大量西迁，特别是十世纪初哈拉汗王朝建立后，就大大地加快了，并且最终完成了突厥化过程。这个过程表现在地名上，就特别显著。随着移民的前来，人口的不断增加，西战地名的数量比两汉时期多得多了，更加突厥化了。如Taksun(托克逊)、Aksu（阿克苏。您为白色的水）、Bay (拜城。意为富庶 ) 、Awat（阿瓦提、意为繁荣）、Yengisar（英吉沙、意为新城）、Taxkorq an（塔什库尔干、意为石头城堡）、Atux（阿图什）、Akqi（阿合奇、意为白色的芨芨草）、Akto（阿克陶、意为白色的山）、U1uqqat（乌恰、意为平坦的山口扇形冲积平原）、Jimisar（吉木萨尔）、Kobuksar（和布克赛尔）等等。这就是本文在第一个问题中将地名分类之后的第一类地名。这些地名的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称呼基本一致，即汉语文是突厥语文名称的音译。在这一类中，有些地名尽管不是直接来源于突厥语，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们的拼音已经突厥化了，如Turpan（吐鲁番）、Yanji（焉耆）、Kuqa（库车）、Xayar（沙雅）、Uqturpan(乌什)。Hotan(和田），Mori（木垒）等等。以上我们所举的例子很有局限，因为这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县名。至于县以下的小地名，在突厥化后便遍及全新疆。特别是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州和新疆山、川、河、湖的名称。
现在我们再来看在地名分类中的第三类地名。这一类的显著特点是汉语文地名与相应的现行民族语文地名拼音不同，含义各异。这正是因为：这些地名在纪元前后就已存在，汉文史籍一直按古名记载，至今并没有度除，而操突厥语言的人后来又重新启用了突厥语地名，所以就形成了在同一个地方有用不同的语言文字书写的两种不同地名的状况。比如：
突厥化前的地名 突厥化后地名
若羌 Qakilik
且末 Qarqan
轮台 Bügür
疏勒 KaxkarYengiXahar
巴楚 Maralbexi
伽师 Payzawat
莎车 Yakan
皮山 Guma
在第三类地名中。还有二种情况要提及的是：第一,清朝末年置县时，清政府将个别旧地名作另一些县的县名，使原地名与今县不符，也形成汉、民两种文字地名不同的情况。如古温宿国本在今乌什，今天温宿县的当地民族语文地名则称AksuKo naxahar（阿克苏旧城)；古于阗本在今和田。故现在的于阗县名突厥语叫做Keriya(克里雅），这是因有克里雅河而得的地名：古鄯善本在今若羌。今鄯善县的民族语文地名则称为Piqan（辟展）。从方位看，辟展就是唐朝西州的蒲昌，这个地名出现得早，古和田语文书《使河西记》里也有记载，是拼为Phüeana，现在的拼 法Piqan就是突厥化了的地名。第二，当地突厥语地名早就存在，清末或民国年间置县时，除民族语文县名采用当地原有名称外，汉文地名则不是采用民族语文地名的音译或意译，而是另外命名一个有直接汉语文含义的名称。例如：原叫做Nina的地名，突厥化以后演变成Niya。民国年间置N1ya县时，汉文县名则命名民丰。诸如此类的县还有Toksu——新和、Kaqilik—叶城。Tokkuztara-—巩留等。
（三）蒙元时期的地名
纪元十三世纪初，我国进入蒙元时代以后，从蒙宪宗到元世祖，中央政府不断地加强了对西域的行政管辖，不断地改善和增置了各级行政机构。另方面。西蒙古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部的兴起，蒙古人的足迹遍及天山南北，使新疆这块地方的民族分布图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色彩。新疆的地名，也随着这种民族、语言成份的变迁而起了变化。下面。我们可从两个方面去看这些变化：
1、官方命名的变化。
蒙古语与突厥语虽非一个语族或相近的语支，然而它们毕尽属同一个语系，即阿勒泰——通古斯语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里，蒙古官方或群众接受一个突厥语地名比接受一个汉语文地名就顺当得多。蒙元时代，中央对地方政权机构或名称的命名起了这样的变化：从唐朝遗留下来的伊州，变为哈密力，这显然是官方调查了当地原有的民族语言地名Kumu1之后作出的决定。西州变成了和州【或火州，是karaqoja的音译）。庭州变成了别失八里。别失八里 即Baxbalik的音译。早在高昌回鹘时期，就有回鹘五城之说，庭州所在地即五城之一，但官方行文上仍称庭州，而到蒙元时代，似乎当时的突厥语和蒙古语都管城叫balik，故在政府行文中汉文地名不再写作庭州而是写作别失八里。如别失八里行尚书省。当然，元世祖至元年间，元朝又以这里为治所设置过北庭都护府，但这是在设置别先八里行尚书省之后的事，这里的地名改为别失八里是无疑的。·又如在汉文史籍一直称为莎车的地方，元朝官方则在汉文行文中称她为雅儿看。这说明，早已存在的突厥语地名Yarkan这时得到了政府的承认。
2、由群众称呼变作地名。
随着历史进程向前发展。厄鲁特蒙古四部曾驰骋于天山南北，游牧于准噶尔盆地。后来部分蒙古人逐渐融合于突厥各族，总的人数有所减少，但时至今天的新疆，特别是北疆，众多的蒙古语地名，却成了历史的见证。这些地名，有山、川、河、湖的名称，也有群众以物体、建筑物、人、动物、植物的形象来称呼一个地方，这种群众的称呼最终又变成地名。我们在这里仍以县名为例，如伊宁县的民族语文名称Qulja就是厄鲁特蒙古人在伊犁河北修建的固尔札都钢~俗称金顶寺的名称变来的；昭苏县又叫Mongqulküra，这是因为原来那里有一个蒙古庙，群众把此地称蒙古庙，后来变成稳定的地名；和硕县名，是因为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清政府安置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留居和靖县时，又有十一个苏木的和硕特人被安置于此地，故置县时以部落名称Hoxut作了县名；尉犁县又称Lopnur。蒙古语把湖称为nur，Lopnur是蒙语对罗布泊的称谓；博湖县的民族语文地名现在是突厥语Baqrax，但汉文博湖是博斯腾湖的简称，而博腾湖则是由蒙古语对该湖的称谓Bostnur音译来的。象这样被突厥语和蒙古语两种语言称呼的含义完全不同的县名，还可举出巴里坤为例，现在国家标定的地名是Barkal，这是突厥语，Bar可释为有，ka1是湖的意思， Barka1可意译为有湖，而当地的蒙古人却不这样说，他们认为蒙古人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巴里坤这个地名，蒙语拼作Barkul。Bar蒙语作虎之意，ku1是腿，这是因为今巴里坤城南天山的两个小山包象一只坐着的虎的爪子，故得此名。在巴里坤县境内，象奎苏、苏吉这样的地名都是蒙古语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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