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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原载《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作者陈训明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99年获“俄罗斯联邦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纪念委员会”颁发的“普希金纪念奖章”。雅理在此辑录,以飨读者。为方便阅览,删去了文中部分脚注。

俄国贵族与蒙古家臣

陈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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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贵族古时候分为大贵族与服役贵族。服役贵族系由封建王公和领主的仆从发展而来。在莫斯科公国崛起时期完成的这一变化,系受到蒙古家臣制度的影响,而蒙古的家臣制又可追朔到中国春秋时期。这一个例表明,蒙古统治对俄罗斯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的影响中,含有中国文化的因素。

俄语中,表示“贵族”阶层的词主要有三个:аристократия、боярство和 дворянство(其表示个体者相应为:аристократ、боярин或 бояр,дворянин)。这三个词中,只有аристократия的来历比较清楚:斯米尔诺夫谓源自德文aristokratie;法斯梅尔更确指译自17世纪德国法学家普芬道夫的著作,从重音上看,还很可能是由波兰文aristokracja转译而来。而对боярство和дворянство的产生则众说纷纭,至今尚无一致意见。

在近现代俄国文献中,аристократия更多地是用来表示贵族政治与西方贵族,俄国贵族主要是用дворянство,боярство则是特指俄国古代的大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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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学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列举了对于боярин(复数为бояре,一般译作“大贵族”或“领主”)来源的诸种解释,其中包括蒙古-土耳其语的баjар(意为“达官贵人”)。米罗斯拉夫斯卡娅则认为бояре本指Бога Яра-Ярилы ,意为“雅尔—雅里洛神”,亦即祭师或巫师;бояре古时又称“掌火者”(огнищане)。火被认为是俄罗斯神灵的天性,这也反应出俄罗斯民族的宇宙起源观念。布加诺夫推测бояре产生于斯拉夫氏族部落联盟衰败的8—9世纪,系指俄国古代地位仅次于王公的最高阶层,其成员包括王公亲属以及其他势力强盛的封建主;并谓“照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在10—11世纪,大贵族又分为两个等级:地位较低者称为“城市长老”(старцы градские),地位较高者谓之“掌火者”(огнищане)。二者都是王公的藩属,必须服从王公的号令,参加军事等重大活动。但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宗主(即王公),可以全权处理自己世袭领地上的一切事务,并且拥有自己的藩属。在12—15世纪,王公们互相争斗,许多王公的权力随之被削弱,大贵族趁机扩大自己的领地和势力,对宗主也不像过去那么顺从。例如在加利西亚-沃伦公国和诺夫戈罗德城邦,一切事务,包括迎奉和驱逐王公以及对外宣战与缔结和约等大事,都由大贵族会议决定;在切尔尼戈夫、波罗茨克-明斯克以及穆罗莫-梁赞公国,大贵族的势力亦凌驾于王公之上。

彼得大帝改革之后,дворянство既可用来指俄国的新老贵族,也可用来表示西方贵族,尽管西方贵族更接近于俄国的大贵族(боярство)。

俄文中,дворянство的个体为дворянин,而дворянин系由 двор(家院,宫廷)衍生而来。据俄国学者考证,дворянин一词最早出现于约在1539—1542年成书的《尼康编年史》。该书在记述公元1174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遇害经过时,有这样一句话:“博戈柳波夫城的市民和他的дворяне,将他家掳掠一空。” Дворяне乃是дворянин的复数,如果不认真考察俄国历史,就很可能按一般辞书,将它理解为贵族。其实不然。诚如布施科夫所云,它指的是在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宫廷里服役的仆从或家丁,而不是贵族。因为,由于《尼康编年史》成书于16世纪,尽管它在记述1174年事件时使用了дворяне一词,并不意味着此词产生于1174年乃至在此之前。此其一。其二,如上所述,дворяне 起初是指王公的仆从,并无贵族之意。

那么,дворянин和дворянств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才获得“贵族”的含义呢?

莫斯科大学教授杰奥皮克认为,在12—13世纪,дворянство 本是公爵和大领主亦即大贵族(боярство)的“自由仆从”(вольные слуги),其地位略高于没有人身自由的奴仆,可视为最低级的封建军役阶层。从14世纪开始,他们因其军功或劳绩获赏土地。随着莫斯科大公国统一俄罗斯东北部,莫斯科大公政权下的藩属制度得到发展,供职和服役人员受到精简,并直接听命于大公。Дворянство 由于大贵族势力的削弱和封建领主之间纷争的减少而获益,在莫斯科大公国将俄罗斯土地统一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过程中,成了大公政权最重要的基础。伊凡三世当政时发布诏令:招募由дворянство 组成的大军,将新没收的诺夫戈罗德的大贵族的土地分赐给他们,从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消除了他们与大贵族子弟的界限。

十月革命前出版的《布罗克豪斯—艾弗隆百科辞典》则谓дворянство 起初既指自由仆从,也用来称呼依附王公、没有人身自由的奴才(Холоп)。尽管他们出身低微,但因接近王公,拥有很大的权势。从13世纪起,一些大贵族的子弟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地位。随着莫斯科公国的崛起,特别是在15世纪后期,各地大贵族以及他们的子弟和仆从争先恐后前来为莫斯科君王效力,成为后者新的仆从。照当时的规矩,外来的大贵族要比莫斯科原来的大贵族低一等,不能享有与之同等的特权。这种情况既打击了一部分大贵族的威风,又增强了дворянство的势力。莫斯科君王为了奖赏和安置较前大为增加的дворянство,同时又利用他们为自己镇守用各种手段新获得的土地,便将一些地段以及该地段上的自由民和农奴分给他们。尽管他们不能像大贵族那样将土地传给后代,但毕竟已成为地位远高于普通人的服役贵族了[8]。

概而言之,дворянство阶层是在14—15世纪才在莫斯科公国从王公仆从上升为服役贵族的。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本来表示奴仆的词,为什么首先是在莫斯科公国而不是在俄罗斯的其他公国获得“贵族”的含义呢?

我认为,这显然与蒙古家臣制度的影响有关。

所谓家臣制,是指君王在政府之外拥有一批只听命於他本人的近侍,以及为王室操持事务的仆从。蒙古君王的家臣主要由异姓次等贵族和皇室的仆从组成,基本上是武士。其中与君王关系最亲密者,称之为“伴当”和“那可儿”。除此之外,也有耶律楚材这样的儒生。家臣的出身并非全都高贵,有的甚至相当微贱;他们是否获得任用和升迁,全凭君王个人的意志。因此,为了保住和扩大自己的权益,他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君王的指令,成为其驯服的工具。其中被君王视为心腹者,受封“怯薛”,即护卫亲兵或禁卫军。按照成吉思汗的规定,不仅普通的怯薛外放后权力高于千人长,其家人的地位也高于百人长。但在他的眼中,他们又是不折不扣的奴隶:既无人身自由,亦无尊严可言。在成吉思汗的亲自扶持下,蒙古家臣发展成为势力远远超过世袭贵族乃至宗室的特权贵族,也成了他建立和维持专制统治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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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在世之时,即将占领地区分封给几个儿子。他死后不久,组成蒙古帝国的几个汗国实际上各行其是,大汗只是名誉上的宗主。尽管如此,他实行的简单而有效的君主专制,其中包括提升家臣地位以削弱世袭贵族势力的办法,仍为其后人以不同的方式在各个统治地区施行;这些地区原来的国家和民族在摆脱蒙古统治之后,蒙古在这方面的影响依然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

我们知道,成吉思汗曾于1223年派遣大军进犯俄罗斯土地,击败俄罗斯军队,但是并未占领。1237年,其长孙拔都复率兵西进,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征服了俄罗斯全境。在此之前,曾拥有俄罗斯大部分土地的基辅罗斯早已解体,分裂为大大小小各自为政的公国。俄罗斯的政治中心随之而转移到西北部的弗拉基米尔,使驻跸此城的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大公(简称弗拉基米尔大公)成为俄罗斯东北部诸公国名誉上的盟主。但是不断互相攻击的各公国的君王不仅不听命于大公,还千方百计想夺取他们的宝座。这便是广袤的俄罗斯土地很快就被蒙古人攻占的主要原因。

由于兵力和管理人员有限,蒙古侵略军在击溃俄罗斯各公国的反抗后,作为大蒙古帝国属国的金帐汗国虽然在伏尔加河下游建都萨莱(后人称成吉思汗之孙拔都在今阿斯特拉罕所建之都为“拔都萨莱”,拔都之弟别儿哥在今伏尔加格勒所建之都为“别儿哥萨莱”),但是并未对俄罗斯全境进行直接占领,而是仿效辽金两代之法,对直接占领地和间接统治地实行不同的管理。对于他们并未直接占领的俄罗斯各公国,主要通过效忠汗王的王公实行统治,并派遣八思哈去监督和执行某些特殊任务。

莫斯科是俄罗斯最年轻的公国之一。1147年苏兹达尔公爵尤里·多尔戈鲁基写信邀请诺夫戈罗德公爵到莫斯科来与他会面时,这儿还是一个小小的村镇。1156年多尔戈鲁基始用木板将莫斯科围起来,使它成为一座城市。1237年遭蒙古人洗劫时,它仍是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公国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但在蒙古统治期间,莫斯科迅速崛起:1247年发展成为公国,14世纪中叶跃升为令人刮目相看的大公国、取代了弗拉基米尔长期占有的东北罗斯盟主的地位,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更壮大为彻底打败蒙古侵略者和实现俄罗斯国家统一大业的核心。莫斯科公国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获得如此伟大的成就,除了别的因素之外,与其历代公爵和大公的政治智慧大有关系:当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时,他们没有贸然进行无益的反抗,而是与敌人巧为周旋,争取积蓄力量的时间,利用为蒙古人收交贡赋、晉见金帐汗王和蒙古大汗等机会深入了解敌人的虚实,认真研究与借鉴蒙古人治理国家与军队的方略。就治理国家而言,由于莫斯科公国历史短暂,没有其他公国的历史负担,更没有诺夫戈罗德封建共和国的城邦民主传统,容易接受他们所接触的第一个外族强国–蒙古帝国的国家体制和管理方式中令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并根据莫斯科公国和整个俄罗斯的特点予以吸收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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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没有历史负担这一特点之外,莫斯科公国历代王公之乐于从蒙古人那儿接受有利于自身统治和国家发展的因素,与家族的影响也有很大关系。莫斯科公国的第一、二代公爵分别是著名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弟弟和儿子,以后历代公爵和大公都是这一家族的子孙,直到俄国的第一个沙皇伊凡雷帝及其儿子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及其父亲雅罗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弟弟康斯坦丁·雅罗斯拉维奇不仅都同金帐汗国统治者打过交道,而且都到过大蒙古帝国的都城哈喇和林,在蒙古大汗宫廷服职相当长的时间,对于蒙古统治的了解比其他俄罗斯王公深入得多。

在金帐汗国建立初期,蒙古帝国被视为成吉思汗后人的共同财产,大汗有权干预各个属国的事务:批准各属国汗王对其统治地区主要代理人的任免,甚至直接予以任免;诏令这些代理人及其子弟到哈喇和林为大汗效劳;直接派人或者通过属国汗王从占领地区收取贡赋和征召军队……。因此,从拔都1237年建立金帐汗国到1266年忙哥·帖木儿登上汗位的30年间,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只有蒙古大汗才是他们的最高统治者,才配享有“沙皇”这个尊号。雅罗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在任弗拉基米尔大公之时,金帐汗王拔都封他为“基辅和全罗斯(俄罗斯古称“罗斯”)王公”,并让他到哈喇和林去获取对这一任命的批准,并为大汗效力。他在蒙古都城住了将近一年,观看了第三代蒙古大汗贵由的登基大典,死于返国途中。他的小儿子康斯坦丁此前已在在哈喇和林供职两年,回国后任加利奇公爵。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担任诺夫戈罗德公爵时,即以打败瑞典和德国侵略者而名闻天下。他在父亲死后亦奉拔都之令,同弟弟安德烈一起到哈喇和林蒙古大汗宫廷供职两年,他在那儿获得了继承父亲“基辅和全罗斯君王”的权利。与他们先后来到此间的,除了梁赞公爵奥列格等俄罗斯王公外,还有格鲁吉亚国君大卫,亚美尼亚国君格土姆,以及现在伊朗境内的若干王公等大蒙古帝国的众多属国的君王。蒙古大汗君临天下的威严和万方来朝的荣耀,必定会对他们产生强烈的影响。雅罗斯拉夫死于返国途中,未能施展抱负;他的遗愿只好由他的后人来完成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回国继任弗拉基米尔大公之后,为了保护俄罗斯人的总体利益,拒绝了罗马教皇的挑拨与利诱,巧妙地与几代金帐汗王打交道;照欧亚主义学者古米廖夫的说法,他还与拔都的儿子撒里答结拜为兄弟,成为拔都的义子;俄罗斯当代汉学家和作家雷巴科夫与霭力谟(阿利莫夫)合作的长篇系列小说《欧亚交响乐》(迄今已出版7部)还把他描写为乌托邦国家“中华耦而杜私”(Цветующая Ордусь)的开创者。可以说,在所有的俄罗斯王公当中,没有哪一个与蒙古的关系有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家族这么密切,也没有哪一个家族对蒙古政权体制的了解有他们这么深。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见载于史书的儿子有三个。长子德米特里继承弗拉基米尔大公宝座,次子安德烈任戈罗德茨公爵;最年幼的丹尼尔(1261—1303)两岁时继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弟弟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之后,成为莫斯科的第二代公爵。安德烈靠蒙古军队的支持赶走了兄长,丹尼尔也跟着安德烈走与蒙古人亲善的道路;而当情况对他有利时,他又与佩列雅斯拉夫公爵伊凡结盟反对安德烈,从而实现了莫斯科公国的第一次扩张:伊凡将佩列雅斯拉夫公国遗赠给了他。除此之外,他还兼并了莫扎伊斯克和科洛姆纳,从而使莫斯科公国的领土较他即位前扩大了一倍。

丹尼尔的长子尤里(?–1325)继任莫斯科公爵后,1318年赴金帐汗国都城。他在那儿住了两年,赢得了汗王的好感,被招为驸马,并且获得取代他堂叔特维尔公爵米哈伊尔升任弗拉基米尔大公的诏令。米哈伊尔不从,不仅将护送他的蒙古军队打败,还俘虏了他的蒙古公主妻子,使她死于特维尔。后来尽管他被米哈伊尔的儿子杀死,大公宝座重又回到特维尔公爵家族,他毕竟是获得大公称号的第一位莫斯科王公,使他的后人更有理由争夺大公宝座。

尤里的儿子伊凡(?–1340)因善于理财而得了个“卡利塔”(意为“钱袋子”)的外号。他在担任莫斯科公爵期间,多次拜见金帐汗王,受命为蒙古人从罗斯各公国收取贡赋(此前系由金帐汗王派遣的、由蒙古军队护送的“八思哈”收取)。1327年特维尔发生反对蒙古人的暴动,卡利塔参与镇压,第二年获封大公,至死保持这一尊荣地位。卡利塔当政之时,不仅以赎买方式,把罗斯托夫、加利奇、白湖和乌格利奇等公国和地区纳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使之成为俄罗斯当时最强大的公国;而且在1326年,将俄罗斯土地上东正教的最高首领费奥格诺斯特都主教及其宗教机构从弗拉基米尔转移到莫斯科,使莫斯科从此成为俄罗斯的宗教中心。

卡利塔的儿子谢苗是所有莫斯科公爵中拜见金帐汗王最勤的人:在当政的13年间去了6次[13] (68)。他在后者的支持或默许下占领了奥卡河左岸的梁赞公国领土,争得了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宝座,并通过战争夺得了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对尤里耶沃公国、特别是原来效忠立陶宛的斯摩林斯克公国以及布良斯克公国的宗主权,为他的子孙日后统一俄罗斯扫除了一大批障碍。

谢苗死后,由卡利塔的另一个儿子伊凡继任莫斯科公爵。经过一番斗争,伊凡亦获任弗拉基米尔大公,但他才当政5年就死了。他9岁的儿子德米特里(1350—1389)继任莫斯科公爵。德米特里在祖辈积累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其中包括争取金帐汗王的支持,终于迫使特维尔公爵放弃竞争大公宝座的权利,并且宣布这一权利以后专属莫斯科公爵,无需请求金帐汗王册封,莫斯科公国也从此跃升为莫斯科大公国。待到时机成熟,1378年,他在沃札河畔击溃金帐汗国军队;两年之后,又毅然率领俄罗斯各公国联军在库利科沃大败金帐汗国统帅马迈(一译“马麦”、“马买”),彻底动摇了蒙古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尽管此后莫斯科又在1382年遭到金帐汗王脱脱迷失的洗劫,蒙古人又继续统治俄罗斯上百年,库利科沃战役毕竟唤醒了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德米特里也成了俄罗斯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史书给与他的美名“德米特里·顿斯科伊”意为“顿河王德米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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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没有集聚足够的力量之前,莫斯科历代君王一直坚持用软办法对付蒙古侵略者:一方面纳贡称臣,求得休养生息所必需的和平环境;同时又继承曾经旅居蒙古本土的先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借鉴蒙古人治国治军经验的传统,并利用蒙古人的支持去削弱竞争对手,为实现整个俄罗斯的解放和统一不懈努力。如上所述,在从1237年拔都攻占俄罗斯到1378年的近一个半世纪中,莫斯科公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特维尔公国(其国君也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子孙)曾爆发几次反对蒙古人的起义,比如1318年特维尔人抗击蒙古军队、俘虏其公主;1327年特维尔人烧死金帐汗王月即别派往该国的使臣绰勒汗。与此相反,莫斯科公国则始终避免与蒙古人发生直接冲突,为最后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含冤受辱。正是由于与蒙古统治者接触频繁,再加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等先人的影响,莫斯科公国的君王们比其他公国的君王更有兴趣、也更容易从蒙古人那儿学习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莫斯科公爵(大公)和俄罗斯的其他王公一样,都以尚武为荣。他们的仆从中,家丁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的“近侍”(дружина,表个体者为 дружинник)深受王公信用,其身份相当于蒙古的“伴当”和“那可儿”。但是,这些人由于出身复杂,被大贵族所蔑视,无权干预国家大事,更不能参加由名门贵族组成的大贵族杜马。当王公与大贵族发生矛盾时,他们只能作为王公的仆从支持王公,而不能作为一种单独的势力与大贵族抗衡、从而更有力地压制大贵族。莫斯科公国历代王公在与金帐汗国统治者的频繁交往中,不仅接受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拔都曾封雅罗斯拉夫为全罗斯的首领),萌生了统一整个俄罗斯的雄心(谢苗曾自称“全罗斯大公”),而且学习和借鉴了蒙古人的家臣制等有利于实行君主集权制的方略。

实际上,家臣制并非蒙古首创,而是直接承袭中国辽、金两代的传统,再往上则可追朔到春秋时期。那时,家臣系指各国卿大夫的私人臣属。《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这样的记载:“叔孙氏之司马鬷戾言于其众曰:‘若之何?’莫对。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国。’”连孔子都在齐国当过高昭子的家臣。只不过那时家臣的权力远不如后来的辽金蒙元时代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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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只强调拜占廷文化对俄罗斯的影响,否认蒙古的影响;另一些虽然肯定蒙古统治对莫斯科公国乃至整个俄罗斯的影响,却又强调成吉思汗是草原文化的代表,认为他本人和他的子孙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关系。这两种看法都未免失之偏颇。

的确,自从基辅罗斯的君主弗拉基米尔在988—989年将从拜占廷引进的基督教定为国教起,随着该教在俄罗斯的传播,拜占廷文化的确对俄罗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照我的看法,这主要是宗教思想的影响,在国家体制方面的影响极其有限。基辅罗斯不仅没有因此而发展成为拜占廷那样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帝国,反而在1132年就解体,使俄罗斯长期陷入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基辅公国也永远失去了在俄罗斯的核心地位。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在15世纪80年代通过与拜占廷皇室联姻、仿造拜占廷国徽,其臣民编造大公的祖先出自罗马皇族的传说、宣称莫斯科是永恒的第三罗马,只能表明他有继承拜占廷帝国(该帝国已于1453年灭亡)霸业的宏图大志,并不意味着他真效法了他和他的前辈都所知甚少的拜占廷国家体制。

至于成吉思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且不说成吉思汗的曾祖合不勒汗是中国北方王朝金国的臣属,成吉思汗本人亦曾被金国封为“札兀惕忽里”,他所建立的蒙古帝国以及契丹、女真族所建立的辽、金王朝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毋庸置疑。对于这个问题,《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有令人信服的论述:这些民族的领导人熟习中国制度,“渴望成为‘天子’”,“渴望进行封赏或接受贡物,而不是被他们的‘太上皇’封赏,或是派使臣给‘太上皇’送去贡物。”因而蒙古对俄罗斯的诸多影响中,自然也含有中国文化的因素。近年来俄国学者发表的下述观点,或许并非没有道理:成吉思汗在俄罗斯“推行了他从中国引进的君主官僚专制的统治形式。这一形式后来为历代莫斯科沙皇用来武装自己,一直延续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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