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在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复杂性”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共识。比如，汪丁丁坚持其“复杂的自由主义”立场：“‘复杂的自由主义’不同于简单的自由主义，也不同于西方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自由主义，只能用哈耶克的“复杂现象论”的“复杂”，结合上所谓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这就是‘一’，但是运用在中国政治经济议题上的时候，它表现出来非常复杂的叙述。”（汪丁丁：《中国问题与复杂的自由主义》）尽管持论与汪丁丁的“右”可能多有不同，胡锡进坚持其爱国主义的左翼立场，但同样提出“复杂中国”的主张：“‘复杂中国’是我对当下中国的总认识，也是由我主持的环球时报社评总论点”；“中国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政治进程一直紧锣密鼓，各种力量竞争对国家认识的主导权。把‘知识’当成‘力量’在中国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的理性只能在‘洗脑’和‘反洗脑’的缝隙之间发育”；“实事求是对中国比什么都重要。”（《胡锡进论复杂中国》）而曹锦清则又与汪丁丁、胡锡进的理论路数迥异，能远绍顾炎武立足于社会调查来观察体验中华民族的气运盛衰之数，却同样敬畏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所谓‘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与信息化’已经将社会生活‘世界化’得扑朔迷离。学科日益分化，本以为分工协作来摸象。然而我们只见学术界概念飞舞，真实的大象竟不知逸向何处丛林。处急剧转型之世，名不指实已到了令一切思者深感无奈与颓衰之境地。禅宗家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实非虚语。中华民族因现代化进程而日获自信，而面对日趋复杂的世界，我却只有迷惑。早年希望‘认识中国’的轻狂，到如今只剩下卑谦的无奈……当然，敬畏‘复杂性’并非陷入不可知论的充分理由，六根未尽的我也未曾达至高僧‘语默’的境界。思想既要执行认识的职能，就须信仰复杂世界的可知性。”（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
尽管上述学者立场各异，但无疑都不再将中国的一切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政治问题，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他们既非曲学阿世、见风使舵，又非怨恨难消、逢共必反；既非道德理想高悬，徒呈口舌，又非冷漠厌倦与玩世不恭。他们的治学路数无疑体现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立足于以中国为中心而非西方为中心来理解中国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
而在这种对于中国的复杂性认知中，作为中华文化大道之源的广大悉备的易经其实是绝不应该缺席的，否则，又何谈古为今用？易经以道、气为根本，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中轴，以象数为方法工具同样能丰富、新鲜和深化我们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认知。《邵氏闻见录》卷18载：
治平间，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则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节先公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闻杜鹃何以知此？”康节先公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
易学大师邵雍能闻杜鹃声而知天下治乱，而我们同样在这里可以通过观察当代中国的象变而理解复杂中国的历史与未来的命运：1980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鼓励只生一胎”的指示；三十六年后，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第十八条则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这种从生一胎到生二胎的变化实际暗喻着中国社会之易象正从“雷风相薄”阶段进入“水火不相射”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知道，易经先天八卦中是由“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四组卦构成。乾天坤地为父母，其它六卦则为父母所生之子女，其中，震雷巽风为长男长女，坎水离火为中男中女，艮山兑泽为少男少女。1980年庚申石榴木以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意味着中国社会中逐渐多是长男长女构成，从而这个社会的阴阳结构倾向于“雷风相薄”。而2016年丙申山下火以来，“一对夫妇可生两个孩子”则意味着中国社会开始更多有了中男中女，从而向乾天坤地的接近过程中越来越表现出“水火不相射”的特点。
当然，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中国独有，在印度、韩国、新加坡、印尼、越南、伊朗、中国台湾等地都实行过。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计划生育多系家庭自愿而非如中国般强制执行，而且所计划生育者也系二胎而非断然之一胎，所以，其易象变化也就不如中国那样更具有“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生物全息性了。
何谓“雷风相薄”？雷为震卦，一阳压于二阴之下；风为巽卦，二阳居于一阴之上；“薄”通“迫”，迫近、接近之意。雷风相薄意味着雷鸣必有大风相伴，雷迅猛而风亦烈，风激扬而雷亦隆。雷是由于大气中的云体之间、云地之间正负电荷互相剧烈摩擦造成；风是由于地球受阳光照射，受热程度因地而异导致气压不同，令空气流动而产生。所以，雷风正是阴阳的极端不平衡的产物。
《阴符经》云：“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迅雷烈风多在春夏之季。“天之气鼓而成雷，嘘而成风，迅雷震之而万物发生，烈风吹之而万物荣旺。发生荣旺，万物皆蠢然无知。”（明·刘一明：《阴符经注》）这种“迅雷烈风，莫不蠢然”之象即是风雷益卦。在益卦中，“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这种益卦之德对应的正是八十年代蓬勃而兴的思想启蒙运动和开展于农村、城市的一系列改革。在那个时代，由上位者施惠于下众，自然民众欣悦无比，而损上惠下之道，亦广受推崇。然而风雷益卦中内含上艮下坤的山地剥卦，从而开始产生来自民众的多元诉求和与上层之激烈冲突，复杂中国由之开端。而求益之极则生凶：“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1988年戊辰1989年己巳年纳音为大林木，“枝干撼风，柯条撑月，耸壑昂霄之德，凌云蔽日之功。此木生居东南春夏之交，长养成林”。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戊辰年黑龙江大兴安岭森林“5.6”特大火灾和翌年的社会动乱。
经历了天灾和人祸之后，中国从风雷益卦翻转成为雷风恒卦象。在恒卦中，上震下巽，“君子以立不易方”。所谓“立不易方”者，指的是君子处须从变化的恒中，找到不变的恒。结合中国实际，此“不易方者”正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也。
然恒之极，稳定态要被振动无常所打破，故“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而不同于风雷益卦的民众之雷鸣，雷风恒卦内含下乾上兑之夬卦，其凶表现为上层官员之风动。从2011辛卯松柏木年之末那个西方人（辛金）尼尔·伍德之死导致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最终在最高领导人的铁腕反腐下，“风雷怒，鱼龙惨”，众多高官纷纷被请入秦城吃牢饭，以罪身来体验民生之疾苦与人生之悲哀。
那么，当历史翻开了如今的“水火不相射”一页时又意味着什么？坎水一阳居中，为月显象于夜晚；离火一阴居中，为日显象于白天，二者交替照射地球而互不干扰。故而，在水火不相射的阶段，中国的思想文化势必将归于中道，而令极左与极右逐渐远遁。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开始平视西方，在复杂性的内感中会逐渐诞生出古今中西各不相射，非中非西，亦中亦西，不古不今，亦古亦今之新思想新文化。而可期盼的是，改革闯关如同未济卦中的小狐渡河，在中国崛起的天命佑护下，有可能实现从未济到既济之变。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火水未济卦的“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还是水火既济卦的“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都显示在中国的大国崛起中势必要有阶段性战争相随。而此中之鬼方，究竟又指的是谁呢？至少可以想见的是，上个世纪曾在我们国土上烧杀淫掠的东洋鬼子一定会饱受到因果轮回之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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