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子发生在2011年5月底的一个晚上。这天，北京某小区地下车库管理员：老张和老朴在值夜班。初夏时节已经有几分燥热，49岁的老张和55岁的老朴开了一瓶二锅头，喝着小酒聊天解闷。转眼到了凌晨1时许，车库地上入口处突然传来了一个男人“老苗”、“老苗”的叫喊声。这声音打破了深夜的寂静，也唤醒了老张和老朴的醺醺酒意。“谁这么烦人，大晚上的在上面嚷嚷”，老张嘴里嘟哝着，大声回应道：“我们这儿没这个人，大晚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老朴则没理这茬，拿着洗漱用品洗澡去了。嘹亮的叫喊声还在持续，老张终于无法忍受了，带着微微的醉意，摇晃着身子，从地下车库走了上来……
站在车库入口叫喊的男子叫老成，今年55岁，2011年3月被保安公司委派到该小区任保安队长。这天晚上他正在宿舍睡觉，小区的一个保安跑来跟他说，西门那边看地下车库的人在闹事，他一听马上赶了过去。保安所说的闹事者正是老张，原来老张每天会骑残疾助力车上班，有时候从小区东门进，保安会拦他的车。因为这事，他和小区的保安起了争执。老张从地下车库上来看到老成和另一名保安，自然没有什么好气，冲着老成说“大晚上的，你嚷嚷什么，别那么大声”。老成说“地上的保安不归你管，你管好自己的事”。就这样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地争执了起来。此时，老朴因为浴室停水没洗成澡，听到吵闹声也出了地库，看到老张正在和保安吵架，赶紧上前帮忙。双方越吵越凶，老张突然动手推老成的胸口，双方继而撕扯起来。老朴站在中间拉偏架，揪着老成的衣服不松开，老成被二人揪着推出了十几米，衣服也被扯得七零八落。三个人相互推搡持续了约五分钟，后被人劝开。因双方未受外伤，均无大碍，老张和老朴遂返回地下车库休息。
身为保安队长的老成哪受过这等欺负，立刻打电话给小区物业主管要求处理此事，给个说法。物业主管到了现场，见老成正在气头上，情绪激动，说话声音又大又快。老成在陈述事件的过程中，突然猛地蹲下，整个人躺倒在地上，呼吸局促，脸色发青。物业主管见状不好，立刻将老成衣服和裤腰带解开，给他做胸外按压，按了约三分钟未见反应，赶紧拨打“120”叫救护车。几分钟后救护车到达现场，但遗憾的是，老成此时已经停止了呼吸，不幸离开了人世。
这场发生在三个男人之间的推推搡搡，竟然造成了一个生命的消失？按说55岁1.80米的老成是保安队队长，长得人高马大、身材魁梧，怎么吵了几句、推了几下就突然死亡了呢？事发后，经法医对老成的尸体进行鉴定，结果显示符合因患冠心病致循环衰竭死亡，原来老成生前患有冠心病，与他人发生争执引起的情绪激动等因素可成为冠心病发作的诱因。也就是说，这场言语失和引发的争执、推搡让老成的冠心病突然发作，导致其死亡的悲剧发生。
当日，公安机关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老张和老朴于2011年7月1日被逮捕，同年8月26日被取保候审。后公诉机关正式对老张、老朴以故意伤害罪向区法院提起公诉。要知道，在基层法院管辖的案件中，故意犯罪致人死亡的案件很罕见，因为这类案件一审一般由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因此，承办法官立即与公诉人进行沟通，公诉人称该案尽管系命案，但案情特殊，不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所以交由基层院办理。随后，这一特殊的命案正式进入审理阶段。
第二天，两名被告人被传唤至法院领起诉书副本，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经过了近两个月的羁押，老张和老朴都显得有些苍老颓丧。与他们一起过来的是二人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崇经理，即取保候审的保证人。二被告人看过起诉书，开始你一言、我一语，“法官，我们真的没有殴打被害人……”，“检察院起诉我们故意伤害，我们当时没想伤害他呀……”，“我们就是吵吵了几句，谁想到他就……”。“你们先明确一下对起诉书指控事实和罪名的意见，具体案情等开庭审理时再详细说。如果被害人家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赔偿问题你们怎么考虑的?”我问道。“哎，我们一家都吃低保，看个车库每月挣2000元，我们想赔，但赔不起呀。”老张面露难色，老朴也紧跟着说，“我是个外地人，来北京打工，全家都指着我，我也没有赔偿能力。”
与此同时，我立刻拨通了被害人老成家属的电话，询问他们对民事赔偿的意见。对方接电话的是老成的儿子小辉，得知我是案件的承办法官，他像是一下子找到了情感的宣泄口，情绪激动地说起他父亲离世后家里的状况。从通话中我得知：事发前，老成拥有幸福的四口之家，妻子系退休干部，儿子是公务员，女儿在上大学。成某原是当地公务员，提前退休后发挥余热，到北京从事保安工作，事发时在小区任保安队长。对于父亲的突然离世，家人难以接受，父亲的骨灰至今尚未入土，原本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顷刻蒙上了深深的阴影。“法官，这个案子既然到了法院，我们相信法院会给我们全家一个说法。从事发到现在，我们没有获得一分钱的赔偿。我们要求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已委托律师处理。另外，我们要求严肃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果然，没过几天，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代理律师向法庭提交了附带民事诉状，除了要求二被告人赔偿外，还将二被告人所在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要求赔偿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在内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82万余元。
按照惯常程序，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法院一般都要开展调解工作。但是本案中，原告人要求的高达82万元的赔偿数额和二被告人窘迫的经济状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2008年，被告人老张成为了一名下岗工人，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家里有一个智障的儿子，一家人基本靠低保补助生活，2008年11月找到了地下车库管理员的工作；老朴呢，2006年从吉林来打北京打工，目前租住在一小区的地下室，2011年3月刚从事地下车库管理员的工作。二被告人东拼西凑，各向法院交纳了5000元赔偿款。至于被告单位，作为保证人的崇经理对自己公司被起诉感到不解，称公司没有责任，不应赔偿，且没有赔偿能力。
这真是一个棘手的案子，作为承办法官，我感到了压力巨大：一方面被告人赔偿能力有限，调解工作陷入困境；另一方面被害人家属情绪激动，经常来电催问案件进度，要求尽快结案，严惩凶手。
转眼到了2012年3月，法院正式开庭审理了此案。开庭当天，我第一次见到了专程从河南赶来的被害人家属——老成的妻子郑某和儿子小辉，可以看出失去至亲的痛苦在他们身上还未得到消减，妻子谈起丈夫时泪流不止，儿子小辉也一直低头欲言又止。在刑事部分的开庭审理中，公诉人认为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建议法庭对其判处三到五年有期徒刑。二被告人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当天喝了酒，对推搡、厮打被害人的过程予以认可。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害人患有冠心病，对事故发生、矛盾激化有一定过错，本案系邻里纠纷，犯罪情节较轻，建议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关于民事赔偿部分，二被告人表示“愿意赔偿，但目前没有能力。”被告单位的代理人则与原告方的代理人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原告方坚持认为二被告人的行为是在工作期间的职务行为，依照《侵权责任法》，作为用人单位的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公司则认为二被告人系酒后行为，案发地点不属于工作地点，单位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表示愿意对被告人进行人道主义补偿。因意见严重分歧，民事赔偿问题当庭未能解决。
老成的妻子郑某虽然难过痛苦，但在庭审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克制。对于二被告人，虽然又气又恨，但并无过激的言行。老张、老朴也自知理亏，当庭默不作声。庭后，郑某的感情终于释放开来，“法官呀，老成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走了，但是您看被告人和公司的态度，让我们家属怎么好受？我一定得为老成讨一个公道……”我宽慰着被害人家属，离开时，我看到被害人家属对我那充满期盼的眼神……
逝者已去，留给家属的伤痛需要时间来弥合；但作为生者，经济补偿无疑会给其一丝宽慰。解决民事赔偿问题是妥善解决本案的突破口。在我们的一再督促下，老张、老朴在开庭后又分别交来了5000和2000元赔偿款，二人赔偿能力的确有限，这些钱与原告方的诉讼请求相距甚远，无异于杯水车薪。所以，二人所在单位的态度至关重要。我不禁回忆起这么几个细节：一是被告单位在开庭时虽然较真，但在谈到调解问题时，并没有完全拒绝民事赔偿；二是单位负责人从侦查到审判阶段一直为二被告人做保证人，说明公司对此事本着积极、负责任的态度；三是尽管公司称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愿从人道主义角度给予适当补偿。结合案情，虽然老张和老朴当天确实喝了酒，但事发在工作期间，而且车库的管理范围不仅在地下，车库的出、入口处也属于两人的职责范围。案发在深夜，老成在车库入口处叫喊，作为车库管理员的老张上前查看，属于正常的履职行为。对于老成的死亡，虽系二被告人的不当行为所引发，但仍属于履职行为，从民事角度来看，作为雇主的单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是，我再次联系崇经理，对方在电话中显得很为难，说公司规模小，利润少，赔不了那么多钱……我一听对方态度还行，立即从事发原因、公司的责任、赔偿的比例以及将来判决以后带来的一系列法律后果等方面，结合法、理、情开展调解工作。的确，没有哪个公司愿意官司缠身，而且又是命案，于情于理都应给死者家属最大限度的抚慰。后崇经理提出，原告方要求赔偿的金额太高，公司只能出15万作为补偿款。公司已经开始退让了，这让我看到了调解的希望。
而原告人这方，首先，老成这一家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素质，还是有做通工作的可能性。但是考虑到他们的感情和接受度，有必要采取一种迂回的办法——发挥代理律师的作用协助调解工作，因为当事人可能更加信任自己聘请的代理人，而律师作为中间人可以避免当事人因情绪过激而无法沟通的情形。通过代理律师，我转达了几点意见：第一，当天双方的争执是诱发老成冠心病发作的原因，但死亡结果的发生与老成自身存在疾病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老成本身也要承担相当比例的责任，希望原告人能合理主张诉求。第二，老张和老朴的经济能力有限，不可能期待他们二人完全给付赔偿款；公司负有一定赔偿责任，也表示愿意赔偿，但要考虑实际赔偿能力；如果调解不成，通过法院判决必将进入后期二审、执行过程，实际效果不好。第三，即便达成调解，法院也会依法公正地处理案件的刑事部分，希望家属能放下思想包袱。不久我接到了郑某的电话，明显能感觉到对方情绪舒缓了很多，开始就案件本身与我们进行沟通。我抓住原告人态度转变这一契机，加大做公司调解工作的力度。终于，经过多次沟通，崇经理给我打来电话称公司决定可以一次性赔偿被害人25万元，希望法院能主持调解。25万元，再加上二被告人三次拼凑交上来的近4万元，奠定了调解的基础。我赶紧约原、被告双方来到法院。“我们觉得这个赔偿数额还是太少，如果能再加15万元，我们可以接受。”——原告方在调解过程中又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而被告单位这边咬定了25万元，不再松口。难道，大好的调解时机要错过了？正当我寻思对策时，郑某说：“但是呢，我们真的很感谢法官为我们这个事付出的努力。如果两个被告人能保证赔偿，我们可以放宽期限。”——这倒是个好办法。我赶紧不失时机做被告人这边的工作，向他们说明调解的优势。
终于，在历经数月反复工作后，原被告双方就这起案件的民事部分达成了调解协议——在案的28.95万元赔偿款即行给付，老张和老朴承诺于2014年年底之前支付原告人15万元的赔偿款项。签完调解协议，制作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我能感觉到三方都舒了一口气，被告单位终于从这场官司中抽身，原告方正在从丧失亲人的痛苦中慢慢恢复，而老张、老朴也在等待着本案的判决结果。
民事赔偿问题终于得以妥善解决，我们还是要将目光转向刑事部分。尽管控辩双方对案件定性似无争议，但本案究竟应该如何认定呢？公诉机关起诉二被告人故意伤害罪，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于老成的身体状况，老张、老朴事先并不知情，让二人承担如此重的刑罚，是否合适？是否符合普通民众的一般感受？
这个案件的定性，关键是考察二被告人当时是否具有故意伤害他人的主观故意。如果是故意伤害，要求二被告人具有积极追求或者放任伤害、死亡结果发生的主观故意。从案发过程来看，老张、老朴对老成确实有推搡、撕扯动作，但从常理来判断，他们对老成实施的暴力程度并不会导致一个身体正常的人受伤，更不用说死亡了。老成本身患有冠心病，先前的争执导致其受刺激，情绪激动，诱发了冠心病的发作。而这三人虽然在一个小区工作，但分属不同的公司，负责不同的事务，之前并不相识，而且据老成的亲属说，他们都不知道老成患有冠心病，所以老张、老朴对老成的身体状况更是毫不知情，也无法预见他们的推搡行为会要了对方的命。因此，从证据来看，无法认定他们具有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主观故意，公诉机关指控二被告人故意伤害罪不当。那他们二人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刑法中不仅有故意犯罪，还有过失犯罪。所谓过失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并不追求或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因为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客观上造成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我国刑法第233条规定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本案二被告人主观上并不追求或放任老成死亡结果的发生，但他们的推搡、厮打行为确实诱发了老成的疾病并导致其死亡，因此，可以认定二被告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在对被告人的量刑方面，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考虑到二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赔偿问题上虽然出钱不多，但与单位一道，与被害方家属达成了调解，因此综合全案情节，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被告人老张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判处被告人老朴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至此，本案圆满审结，公诉机关、原告人和被告人对判决结果都没有提起抗诉或上诉。当老张、老朴对原告人家属表示感谢时，郑某说，“你们还是谢谢法官吧，感谢他们的耐心和公正。”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被害人亲属在判决当天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道：“公正执法，一心为民。”接过这面锦旗，我们看到被害人亲属脸上露出的一丝微笑，也看到了这个历时半年才得以审结的案件中的点点滴滴。
作为一名身处一线的法官，吾等皆凡人，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知道无处倾诉的压抑，知道被人重视的幸福，所以在工作中我们尽力为当事人多做一些工作，多付出一些努力，通过温情和亲和的方式，尽可能让当事人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可能碰到，借此也给大家提个醒，咱们老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就像老张、老朴，如果当天没有喝酒，没有动手抑或及时被劝解，也许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生活中遇到冲突或纠纷，我们提倡和为贵，树立风险意识，为对方考虑，也是为自己着想，因为风险可能随时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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