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印度，美国的强奸文化隐晦得多，却是一股波涛汹涌的暗流，不易察觉但无处不在，更无法疏导。
说起强奸文化，很多人会想到印度。在印度， 强奸固然是罪行，但早已不是新闻。只有情节特别恶劣的强奸——例如女童在巴士上先被轮奸，再遭凌虐至死——才会得到社会关注和媒体报导。许多的强奸不是飞来横祸，而是被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和邻居加害。
9月27日，加州帕罗奥图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福特在美国国会作证，指认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17岁时意图性侵她。（资料图/图）
如此明刀明枪地视女性为男人的对象、附属品和发泄工具，令人发指，但至少有迹可寻、有貌可辨。
简言之，被男人性骚扰、性侵犯和以暴力对待，是美国女性的生存处境，也是界定她们性别身份、确立她们自我形象的创伤性经验（defining traumatic experience）。在美国，男人强奸女人，不是脑袋控制不了阳具的一时冲动，而是有组织、有预谋和有系统的大规模行动，目的是要女人受困于一种“足以让她们丧失活动能力的恐惧”（paralyzing fear）之中。结果，即使是最优秀的女性，也要诚惶诚恐地过活，以“第二性”和次等人的身份屈服于男人的淫威。于是，父系社会男尊女卑、女人为男人所用（Women are ‘for’ men）的权力结构得保不失，并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布朗米勒的《违背我们的意愿》（资料图/图）
对男人来说，强奸给予他们的最大快感，不是稍纵即逝的性满足；而是在女人身上行使近乎绝对的权力。强奸的潜文本不是性而是权力（Rape is more about power than sex），是美国女权主义学者的真知灼见。格里芬（Susan Griffin）形容强奸是一种“针对普罗大众的恐怖袭击”（a form of mass terrorism）。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违背我们的意愿》（Against Our Will）一书，指出强奸是男人刻意使用的恫吓手段，目的是要将女人变成惊弓之鸟，令她们长期处于惶惶不安的恐惧状态。
这就是强奸在男性主导社会的吊诡和悖论（the paradox of rape）：一方面，它有强大的功能性，有助巩固男与女的主仆关系。另方面，它是严重罪行，会被送进监狱接受惩罚。从这个角度看，受法律制裁的强奸犯是为男权牺牲的烈士，他们对女人使用的性暴力令女人知所进退和安分守己，不敢奢望与男人争一日之长短，更遑论平起平坐。
早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候选人卡瓦诺与指控他性侵的心理学家福特先后在参议院听证会作证，两人的陈述南辕北辙，互相矛盾。美国媒体形容是“一场两败俱伤的男与女和左派与右派的遭遇战”（a scorched-earth confrontation of man against woman, left against right）；又指两人各执一词，所突显的利益和价值冲突反映美国已成“一境两国”（two countries living in the borders of one）。
从今日美国的党同伐异、阶级对立、贫富悬殊和价值冲突，以及社会因无法达致共识而趋于分裂的程度而言，以上的分析并非危言耸听。然而，这样说也反映出一种拒绝接受现实的心态，心理学称为“否定作用”。美国媒体和自由主义精英无法面对的，是特朗普治下种种政治乱象呈现出关于美国社会的丑陋真相。
其中一个丑陋的真相，是在美国，男人歧视女性的性别主义无处不在，已成体制、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所谓“institutional sexism” 。在印度、菲律宾、南韩、巴西、阿根廷、德国和英国，由女性担任国家元首早有先例。美国自诩为先进的民主国家，但在这方面却瞠乎其后，因为它本质上仍是一个“男人带领，女人跟随”和“男人进攻，女人防守”的父系社会。
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福特说她最无法磨灭的痛苦记忆，是“二人（指卡瓦诺与他的男同学）震耳欲聋的笑声，以及他们如何从折磨我得到乐趣”（the uproarious laughter between the two, and their having fun at my expense）。这就是强奸文化的本质——强奸者不会视他们侵犯的对象为受害者，更不会视自己为加害者，因为他们所做之事，不过是从女人身上寻开心而已，何罪之有？美国人喜欢说“Boys will be boys” （男孩子就是这样），正是这个意思。
听证会后，特朗普在集会上公然嘲讽福特，引起哄堂大笑。再一次，男人以“震耳欲聋的笑声，从折磨女人得到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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